张璁能够得宠，首先是因为在“大礼议”中坚定地站在了明世宗一边，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善写青词。

所谓青词，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文字华丽。比如著名“青词宰相”袁炜的这首代表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双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很显然，“青词宰相”就是指一些靠写青词受宠，最终登阁拜相的人，张璁、夏言、顾鼎臣、严嵩、徐阶、李春芳、郭朴、严讷、袁炜等一大批人都属于这个行列。明世宗崇信道教，和他哥哥一样，皇帝只是他们的第二职业。明武宗的第一职业是威武大将军朱寿，明世宗的第一职业则是炼丹术士。既然知道炼丹术士热爱道教文化，向他邀宠自然就要找准这个方向。当然，写青词也是很有技术含量的，不比写八股文简单。文官们都是进士出身，自然都是顶尖的八股文高手，但未见得都会写青词。有人是不屑于钻营此道，但从一些“词臣”邀宠的过程来看，不同的人青词水平也是有高下之分的，而且差距还很大。

张璁最初以“大礼议”得宠，但此事逐渐淡化后，他能从好几位“大礼议”功臣中脱颖而出，主要就是靠写得一手青词。张璁其实在历史上有不少德政，其一就是前文所说刘瑾时代泛滥的皇庄、皇店，张璁入阁后牵头进行了全面清理革除；其二便是革除了太监擅权之弊。由于刘瑾擅权给人们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世宗朝在张璁的牵头下，重新强调了宦官不得干政的纪律并严加实施。首先是各地和军营中的镇守太监、监枪太监一律革除；其次是劝说明世宗严厉告诫身边的太监们老老实实做好服务员工作，不得干政；东厂虽然保留，但行为收敛，不得擅自外出刺探案情。所以，终世宗一朝以及其后的穆宗朝半个多世纪，宦官之弊得到治理，这一系列举动一度让明世宗被误认为是一位奋发有为的少年贤君。张璁也因为这一系列力压太监的强力举措，得以和文官极大地缓和了关系，但在青词这件事上，他最终还是被定性为一个谄媚皇帝的谗臣，为文官们所鄙夷。

明世宗以青词为标准，挑选宠臣，算得是权谋史上的一个创新。中华帝国早早地抛弃了世袭官制，庞大的文官系统是从普通公民中挑选人才来充任的。那从上亿普通公民中挑选出这三千多人，标准是什么？文官们自己的标准是读书读得好的就是好人，该当好官。明世宗偏偏要换个标准，写青词写得好的才是好人，才该当好官——然后咱们看到底谁当官。

张璁还曾撺掇明世宗干另一件大事——改进士独大为三途并举。所谓“三途”是指进士、举人、岁贡三种入官的途径。进士是顶尖学历；举人是次一级的学历；岁贡则是地方每年向朝廷推荐人才，在魏文帝（曹丕）创立九品中正制后、隋唐科举考试制度发轫之前是中国的主流选官方式。明代的科举制度已经很成熟，也非常严格。三千多个重要职务必须由进士充任，主要包括京官、都布按三司主官、府州县主官；举人主要充任府州县下设的中层干部（大致相当于现代的局长）；岁贡生主要充任各级**的低级文员。而且进士出身的官员被称作“清官”，其余官员被称作“浊官”，这里的“清官”不是和“贪官”相对应的概念，而是和“浊官”相对。所谓“轻清上腾，重浊下凝”，清官在京官、地方主官这条上层路线流动晋升，浊官则在各级地方**的中下层路线流动晋升，形成“清浊分流”。其实就算是进士，如何任用也是由考试成绩客观决定的，一甲、二甲、三甲、庶吉士的任用方法皆有规制，不由任何人随意支配。人事制度越严格、越客观，就对企图揽权的人越不利，因为这样他们就无法自由安排“自己人”去占据重要官位。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这种严格以考试成绩决定仕途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权力，避免任人唯亲、结党营私，现在张璁实际上是想放松这种束缚。

张璁最初作出这种尝试是因为他初入阁时，诸多翰林官耻于与其为伍，不听从号令，让他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张璁大恨，吹毛求疵地找到他们各种纰漏，将二十余名翰林官均贬出翰林院。但赶走这些人又怎么办呢？这些官位还是需要人来填呀，按规矩还是得进士，而且按理说还必须是一甲或者庶吉士，张璁根本找不到那么多符合条件的人，就算找来一样也不会听他的话。翰林院、中书科倒是有很多低级文员似乎对张璁很恭敬，但他们又不符合条件，当不了翰林官。于是张璁省悟症结的关键，提出放宽限制，三途并举，不一定只有进士才能当这些官。张璁提出的理由当然冠冕堂皇，大致就是不拘一格用人才之类的，只要是好的人才就应该用到好的岗位上之类。但所谓“人才”，这个标准怎么确定？科举考试本身是一个很客观、公正的选拔方式，也是一道坚实的防火墙，严防着结党营私者提拔“自己人”占据官位。张璁提倡以更宽松的规则选官，无非就是想绕开这道防火墙而已。历史表明，张璁的这个企图完全是失败的，甚至激起严重反弹，明朝恰恰就是在嘉靖朝形成了愈发严格的选官制度，幸进之门愈发被堵死。

张璁想搞三途并举，本质上是“大礼议”的一种延续，都是代表皇帝向文官（进士）这个群体要权。这种努力又归于失败后，明世宗专心玩起了他的青词，他只能从极为有限的进士中精挑细选出勉强能合他心意的人。

明世宗第一位宠臣是张璁，最初常让张璁撰写青词，张璁的水平也不差，但既然明确了这是一条幸进之路，就更有高手不断涌现。《明史》认为第一位“青词宰相”是顾鼎臣，其实这种说法不太准确。顾鼎臣只是“青词宰相”中最先以青词结交于明世宗的人，真正凭青词受宠并最先入阁的首推夏言。

夏言是正德十二年（1517年）丁丑科进士，明世宗登基时他正担任兵科给事中。夏言没有过多参与如火如荼的“大礼议”之争，而是专心进言本职工作方面的政务，并且表现优异，办理了裁汰包括锦衣卫在内的三千二百员侍卫亲军冗员等大事。明世宗全面清理皇庄时，夏言参加工作组，表现也很出色，除皇庄外还顺带清理出很多勋贵强占的民田，全部夺回归还给人民。在这个过程中夏言得罪了不少勋贵，但他毫无畏惧，坚持原则，引起了上层的注意，晋升为兵科都给事中。夏言还指出现在人事档案工作懈怠，孝宗朝有每个季度向御前报告文武百官履历的制度，现在废弛了，建议恢复。明世宗接受建议，并调夏言任吏科都给事中。

夏言在“大礼议”最**时避开了这个热点话题，并不表示他真的不感兴趣，这只是他的一种职场策略而已。当时正反两派有杨廷和、张璁这样的巨头，年轻一辈中又有杨慎这座不太可能超越的高峰，夏言冲进去多半也只能当炮灰，所以他选择了避实就虚，让你们先恶斗。他另找了很多当时为人所忽视的方面建言，反而引起了高层的重视。崭露头角后，夏言也开始插手礼制方面的问题，这毕竟才是世宗朝的核心问题。碰巧张璁、霍韬等人在建祭坛方面与明世宗发生了一点小分歧，夏言趁机进言，支持明世宗最初的动议。张璁、霍韬等大怒，心想我们因“大礼议”受宠，你一个小小的七品谏官有资格插嘴？未料这次明世宗站在夏言这边，痛斥两位旧宠，甚至将霍韬下狱。夏言从此成为新宠，被委以建设祭坛方面的重任。

张璁自认为是“大礼议”的胜者，非常傲慢，入阁后对百官颐指气使，无人敢与其相抗。没想到突然冒出来个夏言，让他非常恼火。他更没想到的是夏言攻击力非常强，而且似乎比他更得明世宗心意，之前只是深藏不露罢了。夏言连续弹劾张璁、方献夫，句句切中要害，二人无以为辩，只好请辞。夏言一战成名，后来又经常攻击张璁、方献夫、霍韬等。这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夏言不但占据道义，青词水平也比张璁还要高一个档次，他写的奏疏也是充满道教文化色彩，让明世宗看了爱不释卷，所以在辩论中占尽上风。明世宗愈发宠爱夏言，超擢其为侍读学士，嘉靖十年（1531年）擢太子少詹事兼翰林掌院学士（翰林院多位翰林学士中实际执掌院事的一位）。

当然夏言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就在此时他被牵涉进一桩大案。行人司正（负责颁诏的部门行人司的长官，正七品）薛侃上疏讨论立储问题，建议明世宗现在还没有儿子，可以选择近支宗藩当成太子培养，他日生了皇子再说。这其实可能是对明世宗以宗藩入继的一种理论补充，但当时明世宗正急于向太上老君祈祷赐个皇子，说不定已经得了三清赦命，马上就有星君降下，薛侃却来触个霉头，大怒，将薛侃革职。张璁趁机构陷说是夏言指使的，甚至一度将夏言移送司法。未料皇帝对夏言宠信之深，已经相信夏言而不相信老兄弟张璁了，处理结果居然是释放夏言，罢免张璁！看来真是人红了做什么都是对的，失宠了做什么都碰钉子。出狱后夏言立即晋升为吏部左侍郎，仍兼掌院学士。一个月后，礼部尚书李时入阁，夏言递补为礼部尚书。夏言以青词得宠后，一年之内就从谏官（吏科都给事中）跻身六卿（礼部尚书），创造了明朝历史上最快的升官纪录。明世宗嘉靖十五年（1536年），夏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嘉靖十七年（1538年），顾鼎臣才以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成为“青词宰相”，比夏言要晚两年。同年底，首辅李时去世，夏言成为首辅。嘉靖十八年（1539年）一月，夏言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这里的上柱国是唐宋官制中的最高级勋官，明朝官制中最高级勋官是正一品的左柱国、右柱国，并无上柱国一说，这是夏言自封的一个官号。

不过这就算是夏言的巅峰了，之后他便开始缓缓滑向深渊。尽管张璁已死，但其党羽还在，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武定侯郭勋。夏言入阁时推荐南京吏部尚书严嵩接替礼部尚书，本意是笼络此人。但严嵩却觉得夏言居然把自己当门客，很不高兴。然而严嵩又是一个非常阴险狡诈的人，他表面上对夏言奴颜婢膝，实则心中暗恨。当然，最重要的是夏言位极人臣后自身有所放松，对明世宗的侍奉力度明显减轻。顾鼎臣也表现出夏言一样的毛病，这种“青词宰相”虽然不是杨慎那种硬骨头，但好歹也是读书人，终归不是太监那种从小训练的忠奴，达成入阁的成就后往往都会放松对皇帝的谄媚。夏言和顾鼎臣就经常口无遮拦，触怒皇帝，甚至经常皇帝急召时半天不来，让明世宗非常不满。郭勋、严嵩等趁机在背后进谗，明世宗渐渐开始不喜夏言，数年间三次勒令夏言退休，但毕竟曾经真爱过，又三次起复，像荡秋千一样把他荡来荡去。

在被贬黜的日子里，夏言非常难过。他习惯了大富大贵的奢侈生活，一旦不在高位，非常不适应。在位时夏言特别爱送礼，出手相当阔绰，所以人缘不错。一旦失位，没那么多钱到处送了，州县的官吏都开始轻慢他。这也可以看出夏言是一位中轻度贪官，因为他在位时大手大脚，说明绝不清廉，不过一旦失位便穷酸毕现，说明也没有捞太多。

在夏言三起三落的岁月中，其实一直是在和严嵩做着激烈斗争。夏言虽然在早期机智地斗败了张璁，但比起明代头号大奸臣严嵩就显得很稚嫩了，实际上一直处于下风。夏言还因工作关系得罪过驸马都尉崔元、锦衣都督陆炳等明世宗的亲戚近臣，严嵩拉拢他们一起来整夏言，夏言却完全没有意识到。明世宗常派小太监与重臣沟通，夏言认为身份悬殊，把他们视作奴婢（其实他们确实是奴婢）。严嵩则每次必请他们上座，并亲自送钱到他们袖中。这些小太监回去就会常说夏言的短处，赞美严嵩。明世宗严禁宦官干政，但实际上宦官们还是能在皇帝面前起到家长里短的作用，夏言完全没有意识到，严嵩却充分利用了。更重要的是，严嵩的青词水平比夏言还要更胜一筹，渐渐地宠幸形势发生了变化，严嵩开始寻找致命一击的机会。由于之前夏言起复了多次，所以要攻他就必须一击致命，不然改天他又起复了。严嵩暗蓄腾腾杀气，夏言恐怕还没有察觉到。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著名军事学家曾铣出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事，以数千兵力拒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十万铁骑，朝廷大加褒赏。曾铣趁机发表了著名的《复套议》，建议朝廷投巨资收复河套，实质上是完成当年汪直、王越的烂尾工程。朝廷经过慎重研究，在夏言的力主下同意，从而开启了波澜壮阔的第二次复套战略。然而严嵩却从中嗅到了杀机，当年以汪直、王越之宠，复套尚且未成，如今夏言这是主动将机会奉上啊！

但事实上，曾铣的军事水平恐怕在王越之上，如今的土默特部也不如当年的瓦剌强大。曾铣发明了大量近现代武器并投入实战，其中包括战车、**炮、**等大量划时代发明，初入战场打得蒙军惊为天神，取得了骄人战绩，但花钱也似如流水，这需要朝廷的鼎力支持。严嵩却在一旁大进谗言，说复套之举靡费军饷却收效甚微，实际上是曾铣和朝臣勾结起来欺骗朝廷立功骗饷。明世宗暗中调查，严嵩自然也在军中培植了不少亲信，以军人的身份予以印证，明世宗开始动摇了。尤其是甘肃总兵仇鸾，曾因阻挠复套被曾铣弹劾免官，卖力地诬陷曾铣以重金贿赂夏言，让夏言在朝中运作，投巨资支持他的复套战略。而且经调查，曾铣其实本人很清廉，他给夏言的贿赂来自于克扣军饷，甚至曾铣还有很多军费是来自于走私战略物资。这就更严重了，明世宗诏令将夏言、曾铣均下狱，第二次复套战略又成烂尾。然而仇鸾诬陷的罪行却缺乏足够的证据定刑，严嵩又反复劝说皇帝复套行为确实是靡费军饷，荼毒生民，仇鸾也继续指出曾铣隐匿了一些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曾铣又怎么可能百战百胜，一些小败不报或夹杂在大的胜仗中报也是兵家常事，但只要设计好措辞，严嵩、仇鸾、陆炳等人围着明世宗讲，就把他讲怒了，越来越恨曾铣，决心要杀！

很多谏官、监察官甚至司法官都为曾铣求情，明世宗一概不听。最后法司判决曾铣作为边帅隐匿败绩的罪名成立，但罪不至死。明世宗坚持说曾铣勾结了他身边的近侍，而且证据确凿。《明史》所言“近侍”可能有误，这里应该是指夏言而不是某个太监。宰相和边将勾结的罪名就非常大了，这下曾铣和夏言都得判死刑。夏言本来没有法律责任，只是作为首相支持了错误的战略，负领导责任被勒令降级退休。夏言退休后离京回家，刚走到通州听到曾铣突然多了这条罪名，浑身一软，歪到在车里：“噫！我死了！”刑部尚书喻茂坚、左都御史屠侨援引法律条款，说夏言作为近臣这种情况可以减免死刑。但任何人都没想到，明世宗突然又抛出一条他多年来怀恨在心却一直没说出来的罪名——有一次明世宗赐夏言戴他亲自制作的沉香水叶冠（一种道士戴的草冠），夏言居然以朝服在身为由拒绝了！那他就不是亲近大臣，喻茂坚、屠侨所引条款不适用，死刑成立！

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十月，夏言被斩首弃市，成为明朝第一位被杀的内阁大学士。由于他的这种悲惨结局广为人所同情，更因他一度斗倒了大坏蛋张璁，所以在历史上的名声非常正面。不过，夏言当年斗倒幸进的奸臣张璁，靠的是比他更幸进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种黑色幽默。更黑色的是，被视为“奸佞”的张璁是个大清官，而被视为“忠良”的夏言，其实反倒似乎有一定的贪腐行迹。

夏言起于青词，最后也因青词技不如人，被严嵩扳倒甚至丢命。事实上，后来严嵩失宠也是因为年老眼花，写不好青词。世界第一帝国三任首相的生死荣辱竟然都在青词之间，不可不谓悲凉。当然，在青词这个问题上，夏言也确实产生了许多不良影响，他率先因青词得宠，导致了一波青词幸进的潮流。夏言力主修建的西苑（在紫禁城北海西岸），后来成为明世宗的一个青词基地，大量“词臣”侍奉明世宗长期不上朝而在此修仙，其实和明武宗的豹房没有本质区别。明朝宰相（内阁大学士）正式的说法是“入直文渊阁”，意即在文渊阁当值即为真宰相，明世宗则别出心裁地发明了一个“入直西苑”，企图将西苑打造成内部朝廷，这显然不符合大明甚至唐宋以来中华帝国的政治传统。西苑成为夏言开启“词臣”行情的一个注脚，这帮“词臣”出自文官，却与主流文官形成了明显的内部撕裂，为孳生腐败和乱政开辟了一个新的绝佳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