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世宗的“词臣”行情严重地撕裂了文官进士这个大明官场的基础，滴血的伤口为病毒提供了巨大的病灶。在这个巨大的病灶中，病毒稳稳发育，不但有张璁、严嵩等一大批贪官奸臣借此青云直上，这帮奸臣更会帮助皇帝实现一些以前实现不了的事情，尤其是给一些不具备授官资格的人授予高官。由于这帮人为了仕途不惜和整个儒士阶层作对，已经彻底放下了圣贤教诲，入官前对公平正义的追求也已经抛到了九霄云外，皇帝让他们做什么违背原则的事情他们都会照办。比如明朝本来有一套很严格的选官程序，就是为了避免一些佞幸之辈钻营幸进，前朝虽有不少奸臣猾吏受宠，但也只能在宦官、锦衣官、传奉官之类的范围内厮混，无法染指正规的文官系统，这正是因为这些人只有皇帝私宠，无法通过授官的正当程序，如果皇帝特旨授予他们清流朝官，这道诏旨需要通过内阁、通政司、吏部、兵部、都察院、给事中这一层又一层的审核，只要有一道关口封还诏旨就通不过，所以之前没有任何人敢做此想。但现在“大礼议”“青词宰相”等一系列新情况造成文官队伍的大撕裂，一大帮文官站在了明世宗这一边，甚至到了可以包办这一长串通道的程度，很多没有经过正当选拔程序的人通过各种奇怪的方式获得了明世宗的私宠，便获得了许多士子寒窗苦读多年却无法企及的高官厚禄。明世宗崇信道教，其中便有很多道士不但从他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上的资助，更平步青云，获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官位。

明世宗宠幸的道士很多，《明史 佞幸列传》有传的就有邵元节、陶仲文、段朝用、龚可佩、蓝道行、胡大顺、蓝田玉、王金一长串。这些道长多以道法丹术著称，被明世宗身边的人引荐受宠。这其中也不乏一些半路出家的假道士，知道明世宗深好此道，便假装成道士，装神弄鬼，蒙骗皇帝，从而邀宠，开启了一扇新的佞幸钻营之门。《明史 佞幸列传》还列举了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三位进士出身的文官，这三人明明是正儿八经的进士，但也投其所好，向明世宗进献灵芝仙丹，邀宠升官，最终被定性为佞臣，明世宗驾崩后很快也被褫夺官职。

明世宗宠幸的众多道士中首推邵元节。其实邵元节虽然算得上一代名道，但也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最主要还是勤于侍奉明世宗，得其私宠而已。明世宗对邵元节大加宠幸实为千金买马骨之意，向天下表明自己对仙道的尊崇。

早在嘉靖三年（1524年），邵元节便在宦官崔文的推荐下成为世宗朝首位引进入宫的道士，在显灵宫主持祭祀，不久统辖朝天、显灵、灵济三宫，封为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明世宗做这些动作虽然有一些言官进谏劝止，但力度不大，毕竟这似乎没有影响到什么实质性的朝政，只是略显怪诞而已。接下来，明世宗便开始继续突破官员们的底线。首先是让邵元节在朝仪中站在正二品的班秩，然后追赠其父为太常丞、其母为文泰真人，赐邵元节紫衣玉带。由于这仍然是些虚把式，所以也没有引起文官们的强烈反触，仅有给事中高金上疏论此行为不当，但势单力孤，最终没能阻止。接下来，文官们才知道明世宗何其聪明，虽然邵元节及其已故的父母只得一些虚名，但根据明朝官制，有这些虚名的高官可以享受一些恩荫，即子孙直接获得相应官职。于是邵元节的孙子邵启南应为太常丞，曾孙邵时雍为太常博士。文官们傻眼了，这不是实质上的传奉官么？但这一次明世宗确实没有任何违规，完全是根据制度授官，不这样干反而才违规了。明世宗绕了一个大圈，把大家都绕进去了，大家才明白过来这个小皇帝厉害得紧。

之后邵元节又建奇功。明世宗迟迟不生皇子，邵元节建了一套法坛，明世宗以夏言为监礼使，率文武大臣每日上香祈祷。开始没什么效果，三年后却连生了好几个皇子。明世宗大喜过望，称邵元节功高盖世，拜其为礼部尚书，赐一品服。这个礼部尚书当然不是实掌礼部事的实职，只是个虚衔，但毕竟是最显赫的清流高官，这样的礼遇宪宗朝的法王真人们可都没有得到过。邵元节死后，明世宗亲自哭丧，赠少师，用伯爵礼下葬，加谥号，其孙邵启南官至太常少卿。这些本是严重违背礼制的做法，但明世宗通过各种小手段达成了目的，只为彰显其对邵元节的宠幸。在这个示范效应下，群道纷纷投效，这时高手才频频现身，这其中最厉害的莫过于陶仲文。

陶仲文可不是邵元节那样的真名士，他其实和宪宗朝著名佞幸李孜省一样，本来是个小吏，听闻当今天子崇道，便恶补道法，伪装成道士钻营邀宠。在佞幸的体系中，往往钻得最深的不是某些人想要的真人，恰恰就是这种专门钻营的机灵鬼。陶仲文刻意结交邵元节，住在他的府邸，有一次宫中出现灵异事件，邵元节无法处理，于是推荐了陶仲文。陶仲文施展法术，果然镇压了宫中的妖仙。庄敬太子（朱载壡）生了痘，陶仲文祈祷一番便好了，明世宗更加宠幸。不久，邵元节去世，陶仲文正式成为明世宗身边的首道。有一次明世宗驾幸卫辉（今属河南新乡），有旋风环绕御驾，明世宗问这是什么征兆？陶仲文说：“主火。”当晚行宫果然发生火灾，死了不少人，险些把明世宗也烧死。事后明世宗大为赞叹陶仲文是真神仙，更加信任，封为神霄保国弘烈宣教振法通真忠孝秉一真人，其子陶世同为太常丞，陶世同的女婿吴浚、侄孙陶良辅为太常博士。之后明世宗又以各种理由为陶仲文升官，特授少保、礼部尚书，不久又加少傅，仍兼少保。后来又兼少师，成为明朝唯一一位同时身兼少师、少傅、少保三孤荣衔的人，兼领三份从一品俸禄。不久又授特进光禄大夫兼大学士俸，又兼领了一份正一品和一份正五品俸禄。后来甚至封恭诚伯，又添两千石岁禄，工资卡都被挤爆了。陶仲文其实还有个趣闻，他的法术当然都是装神弄鬼，但祖传中医养身制药工艺似乎不假，其祖传一道秘方“固本精元汤”于提升男性生殖能力极为有效，据传正是明世宗久不得子，后突然连生三子的秘诀所在。此说其实并不可靠，但这种事儿大家就是宁可信其有，陶家的营养品事业从此生意兴隆，即便后来在政治上受挫，“陶逸堂”却成了源远流长的中华老字号。

其实邵元节、陶仲文都还算老实，受宠后没有明显的贪腐行为，也没有刻意干涉政治，但他们带来的示范效应吸引来钻营幸进之辈如过江之鲫，这些人就没那么老实了。首先，他们要幸进不是靠公开的选拔程序，而是靠内宫近侍的引荐，这就不是靠人品才华，而是靠钻营贿赂。而他们花了大钱挤进西苑，难道不会想办法捞回来？他们最常规的方法就是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为外朝官员通消息，从中渔利。这种事情很机密，史书无法详细记载，但《明史》提到有一位道士蓝道行，以扶鸾术（一种道士与上天沟通请旨的法事）得幸。有一日蓝道行请乩扶鸾，声称上仙宣示首辅严嵩是奸臣，明世宗大惊，忙问：“上仙为何不殛灭严嵩？”蓝道行又是一阵装神弄鬼，代表上仙回答：“留待皇帝自殛。”明世宗一度颇为心动，真的想动严嵩。但严嵩也很快得到消息，大笔贿赂明世宗身边的宠幸道士，交相揭发蓝道行的不法事迹，比如在法事中作假、假传上仙意旨等等。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不久死在狱中，“自殛”严嵩之事也就作罢。这至少说明两个情况：第一，蓝道行在参与政治，而且是想扳倒首相这么高层面的政事；第二，除了蓝道行，明世宗身边还有大批道士，可以接受官员的贿赂为其办事，本质上跟之前那些太监的作为差不多，想必也勾结起来榨取了不少民脂民膏。所以世宗朝号称没有宦官贪腐之祸，其实是一群道士取代了原来宦官的作用而已。

在这些道士中，最有意思的一个还得数段朝用。此人最初以一套加持了法术的银器献给明世宗，号称以此为餐具，百毒不侵，明世宗非常高兴。而且段朝用不但对赚钱毫无兴趣，还不断向明世宗捐钱。明世宗热爱道教，但与朝臣关系太差，想从国库支取一些钱出来办法事并且养这些大仙其实是很困难的。段朝用不但不用养，还一来就捐了一万两作为修建雷坛的款项，令明世宗非常感动，授其为紫府宣忠高士。段朝用又申请每年捐几万两以资国用，明世宗感动得无以复加。不幸的是，这位土豪道长似乎业务能力有所欠缺，法术被人揭穿，这不是钱能弥补的问题，明世宗将其逮入诏狱调查。这一查就不得了，他的钱原来都是武定侯郭勋给的！郭勋哪来这么多钱？砸这么多钱到底想干啥？郭勋本来因为在“大礼议”中充当“保皇派”而受宠，正是因段朝用之事受到明世宗猜疑，后来遭御史言官弹劾，重大贪腐行径败露，和段朝用一道死在狱中。他们疯狂砸钱的举动究竟意欲何为，后人已无从考据，但想必不外乎借此迷惑皇帝，大行贪腐，捞回更多的钱而已。

所以，世宗朝的道士行情总体来说还是很腐败的，并不为邵元节、陶仲文这两位大佬本人的相对清廉所掩盖。邵、陶二人更多的是起到一个从根子上破坏礼法、人事的作用，引得大批佞幸之徒钻营幸进，形成一个腐败的体系。尤其是明世宗因“大礼议”之争与朝臣势同水火，多年不愿上朝，在西苑开辟了私人朝廷，大批“词臣”在此供奉青词，“词臣”既有文官中的幸进之辈，更有一大批或真或假的职业道士。明世宗连续两位皇子夭折，非常痛心，陶仲文创立了一套“二龙不相见”的歪理邪说，声称明世宗克儿子，见谁谁死。明世宗据此让皇子监国，自己躲到西苑再不出现，更加剧了这种裂痕。

其次陶仲文还差点间接害死明世宗，他进献了很多通过**、虐待女性来增进男性生殖功能的方法，其实就是一些性感官刺激，明世宗常在后宫演练，很多后妃、宫女苦不堪言。嘉靖二十一年（1452年）一天夜里，明世宗临幸翊坤宫，将端妃曹氏（可能还包括其他一些宫女）狠狠折腾了一番，至深夜留宿翊坤宫。翊坤宫的宫女本来就被折腾得不轻，还被他要求次日凌晨就要早起采集朝露，供他养生服用。很多宫女已经被这种搞法折磨得累病交加，甚至死去。翊坤宫这十几位宫女觉得马上就要被明世宗折磨致死，而且她们本来就深恨明世宗为求养生而折磨端妃（可能也包括她们）的行径，这一次毅然决定发起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宫女造反！深夜，十几位宫女潜入明世宗寝帐，用黄绫勒住他的脖子，可惜经验不足又很紧张，打成了死结，半天勒不死。宫女们又拔下钗簪一阵乱插，把明世宗插得满身是血，但毕竟插不死，折腾许久终于皇后方氏闻讯赶来，救下了垂死的明世宗，史称“壬寅宫变”。明世宗虽大难不死，但此事传出震惊天下。古往今来有各种逼得藩王、外戚、文官、武将、百姓造反的，但逼得自家宫女造反的你嘉靖老儿是头一个！

所以，陶仲文这些人既然围绕在皇帝身边，就算再清廉谨慎，也是会对朝政造成影响的。至于这些道士本身，也多是取一时之幸，最终大多惨死，就连邵元节、陶仲文的后代也都被削籍为民甚至治罪，他们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玩物而已。明世宗不是傻瓜，怎么会真的相信这些装神弄鬼的把戏？他宠幸道士，其实是故意和文官们赌气。文官们最为珍视文名，将官职、功名、文才视为一体，只服文才高尚、考取功名的人当大官，于是明世宗就故意弄些道士来当官，气死这些文人，抒自己胸中的一口恶气。时至晚年，明世宗也曾表示忏悔，将很多道士尽数贬斥，也算是与文官们稍作和解。不过世宗一朝整整45年，因“大礼议”造成的君臣裂痕又岂是一句道歉能够弥补？

当然，要说到世宗朝滥封的高官，还不能漏了陆炳。陆炳代表的是另一股势力——勋贵。其实，真要说陆炳代表勋贵，他可能自己有点不好意思，他只是一个出身于勋贵圈子的底层幸运儿罢了。陆炳的祖上确是追随太祖打江山的红巾军老兵，但级别应该很低，史书无详载，其祖父陆墀仅仅获得一个锦衣卫总旗（正七品武职，率60名士兵）的职位。锦衣卫是明朝专门设来安置勋贵子女的地方，汉唐以来中华帝国便已不允许给功臣封土建国，唐宋以来更以越来越严格的选官制度限制勋贵子女入官，宋明以来贵族门阀全面瓦解，进入公民社会，文官阶层以严格的科举制度阻止了勋贵子女获得清流主官，但朝廷仍有恩荫制度，让无法考取功名的勋贵子女能够享受一定待遇，主要便是放在锦衣卫。所以锦衣卫作为一个卫所，理论上只有5600人的编制，但实际上在世宗朝最壮大时一度达到六万人左右的规模。而且这些人尽皆是勋贵后裔，你在锦衣卫门口扔一匹砖，可以砸到七十个徐达的曾孙、八十个常遇春的玄孙，还有一百二十个胡大海的云孙回头看。尽管来此的自然不是世袭了他们爵位的嫡系后代，都是一些旁支，但陆炳在这里就算是祖荫最弱的草根阶层了。巧的是陆炳的妈妈给明世宗当奶妈，他也作为发小与明世宗一起长大，实则是因此而受宠。陆炳本人身材高大，面如重枣，美髯过腹，虎步鹤行，疑似《三国演义》中关公的原型，考取了武举人，特授锦衣副千户（从五品）。其父陆松去世后，陆炳又承袭了锦衣卫指挥佥事（正四品）。

嘉靖十八年（1539年），明世宗驾幸卫辉，不听陶大仙预言，半夜行宫大火，陷身火海之中，大家都找不到他。陆炳撞开门，背着明世宗逃出火海，从此明世宗更加热爱这位发小，很快超擢为锦衣卫指挥同知（从三品）。有些阴谋论者认为这是陆炳、陶仲文以及一些太监故意操作的把戏，来捧红陆炳。无论如何，陆炳已经成了明世宗跟前第一红人。陆炳又屡迁都督佥事、都督同知、都督。锦衣卫的编制只是一个卫所，长官应该是卫指挥使，正三品，但由于地位特殊，皇帝偶尔会将其长官高配为都指挥使（正二品），而陆炳则高配为了都督（正一品）。碰巧世宗朝太监势力衰微，锦衣卫受东厂的牵制也非常小，陆炳执掌锦衣卫的二十余年，堪称是锦衣卫史上地位最高的一个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史上最强势的传奇老板胡佛局长（Edgar Hoover）就被称作“西方的陆炳”，可见陆炳前辈在特务行当的历史地位。

陆炳本人的恩遇也创造了一个纪录——他是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三公兼三孤的人。所谓“三公”是指中华帝国的最高荣誉加衔：太师、太傅、太保，“三孤”指少师、少傅、少保。唐宋三公、三孤均为正一品，明朝将三孤定为从一品，三公成为仅存的三个正一品加衔。按隋唐以来朝仪，三公都是绝对的最高头衔，上朝时站第一排，宰相、亲王站第二排。明代内阁大学士常以三孤作为加衔，一般来说少师就算官至极品。陶仲文荣宠非凡，身兼三孤，但依然无法突破至三公。《明史》称明朝仅有四位文官得授三公，分别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和张居正。但很显然，李善长、徐达、常遇春都是开国元勋，并非文官。明世宗即位之初曾下诏授杨廷和为太傅，但这道诏书又被杨廷和内阁封还，所以时至陆炳的年代，还没有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文官得授三公。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陆炳加太保兼少傅，成为明朝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以三公兼三孤的特例。

陆炳的太保兼少傅和陶仲文的身兼三孤一样，都是既不合官制又不合常理。按理说三公、三孤都是一个序列的官职，如果一个人是少傅，晋升为太保后就不再是少傅了，就像你现在是一年级，升学到二年级就不再是一年级学生了。明世宗别出心裁地搞了个一人兼三孤，继而又搞出三公兼三孤，相当于一个人同时是一、二、三年级学生，甚至同时是中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学生，这简直是在侮辱所有正常人类的智商。然而这就和“大礼议”一样，他就是故意这样搞，不断触碰文官的底线，试探自己做这些明显不合规甚至不合逻辑的事能不能做成。人事工作不是科技工作，不能随意自由地刻意创新，因为所谓创新往往意味着逾制，逾制就暗藏着腐败寻租的空间。明世宗不断拓展这种空间，看似每一次动作都不大，但连续不断，为明朝慢慢走向全面腐败奠定了基础。

至于陆炳个人，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世宗朝头号宠臣，一定要充分利用这个身份多做些事。陆炳非常重视所谓人际关系，大肆结交有利用价值的高官，宰相夏言、严嵩，咸宁侯仇鸾，京山侯、驸马都尉崔元等都在他的结交网络之中。所谓结交的方式无非就是互相贿赂，互相包庇。明世宗屡兴大狱，戕害了不少大臣，陆炳能救的便救一救，结了不少善缘。《明史》称陆炳“未尝构陷一人，以故朝士多称之者。”后世也有不少人称赞他是个好人。但这些说法是相当不客观的，陆炳这种人怎么可能不构陷人？他救人是有目的的，是为了笼络关系，而不是维持正义。在这个过程中他当然也确实救过一些人，但只要他救的人不与他沆瀣一气，他立即翻脸，这其中尤为典型的就是他与夏言、仇鸾的相爱相杀。

本来陆炳和夏言相交甚欢，陆炳曾在诏狱中拷打死了一个兵马指挥使（正三品武将，京师的五个卫戍队长之一，堪称要职），遭到御史纠劾，夏言在内阁帮陆炳把这些纠劾都挡了下来。但夏言这种人毕竟是有底线的，不会一味纵容贪赃不法。有一次，御史弹劾陆炳大量不法行径，事实非常清楚，夏言不再包庇，拟诏逮捕陆炳调查。诏书需要呈送皇帝签字盖章才能生效。明世宗接到这道草诏也是大吃一惊，连忙私下告诉陆炳，让他赶紧去求夏言饶恕。陆炳非常窘迫，向夏言进献了三千两巨款，但夏言坚辞不收。陆炳又长跪不起，哭诉自己的罪状，表示诚心悔改。夏言这种文人往往就是吃软不吃硬，被锦衣卫头子的表演感化了，收回了草诏。从此陆炳深恨夏言，与严嵩、仇鸾勾结，通过构陷曾铣一案，将夏言冤杀。按说这样一来陆炳和严嵩、仇鸾就成了一伙，但陆炳留了个心眼，利用自己的锦衣卫资源，重金结交仇鸾身边的人，探得他不少阴私。后来严嵩、仇鸾争宠，陆炳决定站严嵩一队，趁仇鸾病重时揭发了他诸多不法行径，明世宗大惊，收回仇鸾的敕印，仇鸾忧病交加而死。人都死了陆炳还不罢手，指出锦衣卫掌握了仇鸾“通虏纳贿”的罪证，朝廷诏陆炳率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会审，定仇鸾谋反大罪，开棺戮尸。可见陆炳是个异常凶险阴毒的人，根本不是某些人传说的老好人。陆炳对仇鸾这样曾经沆瀣一气的大奸臣尚且如此，对待正直得罪过他的直臣更是可想而知。这样的人捞起钱来当然也是贪残暴虐，超乎人伦。陆炳捞钱远远突破了寻常贪官的底线，不仅仅是吃拿卡要，更不惜常兴大狱，啃噬别人的血肉，其嗜血凶残，更甚寻常贪官百倍。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陆炳弹劾司礼监宦官李彬盗窃工所的物料，模拟皇陵的规制营造坟墓，朝廷判处死刑抄家。陆炳率锦衣卫抄家，抄得白银四十余万两，金珠珍宝无数。这个“无数”大多都落入了陆炳的腰包。对待司礼监（理论上还是锦衣卫的上峰）的公公尚且如此，陆炳又如何对待民脂民膏？史载陆炳专门网罗大奸大恶的酷吏为爪牙，利用锦衣卫的资源详探富户的财产状况，然后以小过失收捕，抄家抄得干干净净。凭这招陆炳就捞了几百万两，修了十几所别墅，庄园遍布四方。应该说，之前厂卫主要监察官员，很少涉及民间，汪直设立西厂刺探到了民间就引起极大反触，可见人们很反感厂卫的刺探范围无限扩张。现在陆炳这种搞法已经不是在民间刺探情报的问题，而是滥用国家暴力机器在民间掠财了！锦衣卫的形象崩坍也正是发生在东方胡佛这个所谓的传奇时代。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50岁的陆炳去世，赠忠诚伯，儿子陆绎授锦衣卫指挥佥事。明穆宗（朱载垕，年号隆庆）登基不久，很多御史追论陆炳的劣迹，朝廷经调查后确定了陆炳的罪行，抄没其家，夺除其子陆绎及其弟太常少卿陆炜的官职。经审理，陆炳坐赃数十万，要求陆绎等偿还。陆绎还了好几年都没还清，直到明神宗万历三年（1575年），陆家实在没钱还了，上章请求免除。首相张居正重启对陆炳的调查，结论是陆炳当年救驾有功，而且不是谋逆大罪，不应该抄没全家。更重要的是按当时法律，抄没和追赃是不应该并存的，因为抄没即表示在法律意义上已经夺尽了罪犯的资产，结清了犯罪所得，不应再追赃，这其实是一个误判，所以总算停止了对陆家的追赃。陆炳一生玩弄权柄，经常利用锦衣卫资源行诸不法，以冤狱贪掠他人财产，最终死后却得一个严重误判，让家人额外受了许多年的苦，也算是报应不爽。

世宗一朝宦官贪腐得到抑制，但词臣、道士、锦衣卫的贪腐行径却更加滋长，而且花样百出，很多时候是明世宗别出心裁，故意搞出来的妖异行为。这些花样本意是和文官们斗气，但无一不会被那些贪婪的人们抓住机会，演变为现实的贪腐行径，渲染出一幅仙风道骨的腐败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