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从发小洋机枪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工匠精神”这个单词，今天参观中，我又听到海子妹夫提起，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和重视。

汇报给明先生后，天宇组织了包括总部正、副总经理、海子总工、“海子实验室”以及各事业部和子公司、生产厂各级领导、生产部、技术部负责人及骨干参加的“工匠精神”研讨会。

地点在东海江东香格里拉大酒店，时间是星期六上午。

由于天宇高科业务发展太快，我们高层开会或者全公司经理以上人员的培训，只能改到星期六或星期天，公司还特意规定时间最多半天。

就算股份多的高层，也需要劳逸结合，有足够的的时间放松自己一周来的紧张和辛劳。

担任主讲的是海子、汉娜、铁心侠和关孟飞。

哥们把清岗建筑公司的负责人刘大海、阳世诚和刘永亮也叫来了。

上午九点，会议开始。

“各位兄弟姐妹，今天，我们应刘总工的要求，特地举行这个工匠精神研讨会，时间为3个小时。两小时讲课后，是一个小时的探讨和消化时间，希望大家认真听课，踊跃发言，为我们天宇高科的发展献计献策，让我们的公司走向新的辉煌！”明先生高屋建瓴。

掌声过后，我作为主持人发言：“外国优秀理论必须和我们C国实践相结合，才能青出于蓝！在很多人心里，“德国制造”就是高品质的代名词。

但是，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实现的高品质，普通人不知道，业界关注得也不够。这么多年来，我们C国企业一直是忙着学美国、学日本，真正学德国的企业很少，这是有问题的。

C国制造想要实现持续的产业升级，往产业链的最高层攀爬，德国制造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我们必须把它研究透了。

事实上，西方发达国家都在学习德国制造。因为在全球化大背景下，除德国外的主要西方国家，都不约而同地遇到了一个大麻烦——制造业空心化，或者叫“去工业化”。最典型的就是美国。

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中，“美国制造”曾经横扫天下，但是后来，制造业被逐渐转移到成本更低的国家，美国的工业渐渐凋敝，成为如今着名的“锈带”。

“锈带”的工人阶层从富有的中产阶级跌落到社会底层，生活看不到希望，陷入失业、酗酒、吸毒的泥潭，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欧洲，情况也差不多。在这一波全球化过程中，德国制造不但没有受到低成本国家的冲击，反而抓住机会进一步增强了实力。比如在21世纪的头十年，德国对C国的出口就猛增了700%。

那么，德国制造究竟是怎么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高工资、高福利的德国工人，怎么就不怕被亚洲同行抢走饭碗呢？我们C国智造的短板究竟在哪里呢？

今天，科学家、总工、车间主任和工程部经理，他们将站在不同角度为我们解答，大家欢迎！”

掌声过后，海子尊敬地说女士优先，于是，汉娜阐幽明微：“要说德国，这个话题很大，要不，我们先从离你最近的小事谈起。谁的家里能不吃饭？谁的家里没有吃饭的锅？

可德国人生产的锅可以用100年！这就是德国制造的奇迹。德国的锅具，盖上去个个严丝合缝，说三分钟开锅就三分钟，能为你省下不少煤气费，电费。

还有，宝宝食品不加添加剂，一切奶粉被列为药品监管。所有巧克力都被规定要使用天然可可脂作为原料加工生产；所有保健护肤品牌都必须要有自己的实验室和植物种植园，以保证取材于天然有机品。

日化要环保，大多数采用了生物降解技能，也就是靠微生物分化其间的化学成分，来将化学对人体的损伤减少到最小程度。

一直以来，美国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样板，然而德国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这就是“莱茵模式”。

事实证明，在全球化浪潮下，“莱茵模式”比“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更能应对去工业化的挑战。

德国99.6%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员工不超过500人，年销售额不超过5000万欧元。可以说，德国经济主体是中小企业，而非跨国大公司。德国企业规模小，“小而美”，年龄大，家族经营，位置偏远。

“隐形冠军”这个词，是由德国管理学家赫尔曼·西蒙在1986年首次提出的。

它是指这样一拨企业：销售额不超过50亿欧元，在某个细分市场上品牌位于世界前三名，或者是所在洲的领先生产商，所以是“冠军”；同时，这些企业又非常低调，公众基本不知道它们的存在，所以是“隐形”的。

西蒙在全球找到了2734家这样的“隐形冠军”企业，其中德国占了将近一半，有1307家，并且大部分是制造业；而美国几乎是德国的零头，只有366家。

这些德国的隐形冠军有多牛呢？首先，它们在某个细分市场占据了垄断性的市场份额。随便举两个例子：有一家胶水公司，专门生产把芯片粘在智能卡片上的胶水，它占了全球75%的份额；还有一家专门生产鱼类加工设备的企业，占据了全球80%的份额。

这些隐形冠军根本不靠价格战来抢市场，而是坚持走高质高价路线。比如，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的价格是C国制造的20倍，一家卖菜刀的公司转让价竟然是30亿欧元，确实了不得。

这些隐形冠军的经营策略也很有意思。

它们很少申请专利，宁愿把自己的技术作为商业机密来严格保守。而且，它们只与关键客户紧密联系，极少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曝光。因为这样才不会引起竞争对手的注意，可以闷声发大财。

对制造企业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资产？是成熟的、训练有素的产业工人。日本和德国早就洞察了这个秘密，所以，它们的制造企业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终身雇佣制。

德国制造企业也是高度依赖产业工人，但却是一个个身怀绝技的“工匠”。那么，这种高技能工人又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这就要说到德国特有的教育双轨制，也就是学徒教育和高校教育并存。

目前C国高校毛入学率为48%，也就是说，C国年轻人里有将近一半上了大学。但是，由于片面追求高学历，很多年轻人在大学里只学到了一知半解的知识、样子和傲慢，技能与创造性思维一无所有。

因此，毕业后高不成低不就，无法从事与自己的本事相适应的工作，还总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于是，“漂流族”越来越多。

而德国年轻人中，只有不到30%选择念大学。其余2/3的德国年轻人，从初中毕业后就开始接受学徒制教育，走高技术工人的道路。甚至有不少德国企业的CEO都没上过大学，他们都是通过学徒制教育，从一线工人一步步提拔起来的。

具体来说，这些学徒每周在工厂实习3~4天，再花1~2天在职业学校学习与工作相关的理论知识。学徒培训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费用由企业和政府共同分担。

学徒毕业后，一般直接进入实习的工厂工作，就业率高达95%。很多德国工人在一家企业里一待就是50年，15岁当学徒进去，一直干到65岁退休。

面对亚洲制造的有力竞争时，德国企业的选择不是通过转移生产线来降低成本，而是用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高的产品质量，来覆盖工人的高成本。

反观美国产业工人，他们从普通中学毕业后，并没有机会像德国工人那样接受高质量的职业培训。美国工人的工作技能和亚洲同行差不多，成本却要高出好几倍，当然就很难保住饭碗。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一个显着不同，就是它们对制造业的重要性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

当计算机浪潮席卷美国时，他们认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复返，即将进入知识经济和创新经济时代。但是，失业的工人，金融、医疗等高端服务业他们进不去，只能转向低端服务，像收银员、服务员等。

这些岗位的收入根本无法和产业工人相比，甚至很多岗位只是零工模式，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幅缩水。这就是造成今天美国社会矛盾的深层次原因。

与美国不同，德国历来高度重视制造业，坚持走制造强国之路。德国人认为，制造行业的工艺和技术，同样是知识，并且是典型的实践性知识。制造企业本身就是一所最好的“创新大学”。

德国政府通过大手笔投入众多大大小小的研究机构，它们就像是德国企业的“研发外挂”，在基础研究和应用领域推进开发创新，然后把研发成果转让给企业来使用。

这就补齐了德国中小制造企业的研发短板，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德国制造的竞争实力。

“莱茵模式”和“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差异，还体现在企业治理结构上。

美国公司股东利益至上，美国的CEO只对股东负责，他的薪酬和公司股价密切相关。这也就导致美国CEO特别看重公司的短期利润率，而不舍得在长期项目上投入。

比如，与其费时费力培训本国产业工人，帮助他们逐渐提升劳动技能，不如直接把生产线搬到低成本地区，能马上提高利润率。

而德国企业以家族企业为主，大部分都拒绝上市。这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对企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企业的经营不受资本市场干扰，才可以着眼于长期战略。

莱茵模式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企业以间接融资为主。年利率不超过10%，更利于企业的稳定经营。

德国银行和企业之间联系非常紧密，银行还会参与企业的经营决策，员工也会参与企业决策，这就是莱茵模式下的“劳资共治原则”。

劳资共治原则意味着，企业不再是完全属于股东，而在一定程度上由股东和企业员工共同所有，双方共同行使权利。

德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把技术含量不高的生产线转移走，而把技术含量最高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留在国内。同时，在转移生产线的过程中，要保证本土员工利益不受损，还要让员工分享到企业红利。

莱茵模式又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它与纯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进行自由竞争的同时，更注重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持久性，还强调了企业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无论德国还是日本，他们的制造业之所以能占领绝大多数市场，就是因为他们用心。在一个聪明人满街乱窜的年代，稀缺的恰恰不是聪明，而是一心一意。

工人傻傻地信、傻傻地干、傻傻地赚它五百万。任何弄虚作假和自作聪明，到最后都是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