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她的美好愿望很快被残酷的现实打败。由于奶水不足，刚刚降生的米哈伊尔因为饥饿啼哭不止。被哭声搅扰的房客前来敲门，阿德瑞娜却听不到任何声音，也不敢走出房间。于是没过几天，阁楼里住着聋哑产妇的消息便不胫而走。知道无法一直将自己和孩子关在房间里躲藏起来的阿德瑞娜发现从房门下的门缝里塞进来的一张纸条。那是老板娘趁人不注意偷偷塞进来的，上面只有短短的一行字，却看得她心惊胆战——我没能阻止住客们举报你，快走吧。阿德瑞娜几乎绝望，她的孩子刚刚出生只有几天，她就已经失去了容身之地。如今全国都在推行疯狂的恐怖政策，他们能去哪儿呢？万般无奈之下，她只能半夜趁其他住客们都熟睡的时候偷偷溜走。秋风萧瑟，她用从旅店里偷出来的毯子紧紧包裹住自己怀中弱小的生命，冒着深秋夜晚的寒冷步履匆匆。在夜色中走了一个晚上，天快亮的时候阿德瑞娜在海边找到了那座旅店老板娘说过的圣安妮丝医院。善良的老板娘还偷偷告诉她自己在医院里有熟人，并让她带着一封信去医院里找一名叫古斯塔夫·克德格恩的医生，是个胸肺内科的大夫，他会为她提供帮助。即便阿德瑞娜对医院颇有戒心——因为据说医院会举报符合“绝育计划”的患者，哪怕只是疑似——但走投无路的她还是硬着头皮走了进去。她抱着孩子，装作前来看病的患者，在胸肺内科的门诊室里找到了那位名叫古斯塔夫·克德格恩的医生，可就在她打算将那封信递给对方的时候，却惊恐地发现——医生的胸前戴着一枚纳粹党徽！那一瞬间她如同看到了恶魔的符号一样惊恐万状，抱着孩子不由地后退。那位中年医生却和善可亲，一直轻声细语地跟她说不要紧张。但很快医生的直觉就发现了问题——她是个听障患者，难怪会表现得如此诚惶诚恐。医生一边伸出手示意她不要走，一边快速在本子上写下一串字——别担心，请过来吧。

阿德瑞娜半信半疑，但此时的她已经没有其他出路，于是她只能壮着胆子将手里的信递给对方。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快速读了信的内容，然后抬起头来看着她。他有一头被打理得一丝不苟的金色头发，深邃的蓝色眼睛在阿德瑞娜看来却如同恶魔的火焰。

医生看完了信，又在本子上写下一行字——我在夏里特医院学习过，我会帮你的（夏里特医院，柏林大学附属医院，早期为慈善医疗机构）。他示意阿德瑞娜在自己桌边的椅子上坐下，并关切地看了看她怀中抱着的孩子。可是突然间，他就伸手将一只听诊器的扁形听头放在了她的胸口。阿德瑞娜惊慌失措，正欲起身躲开，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却转头看向了门诊室的门口。阿德瑞娜这才发觉一定是有人进来了，她自己由于听障没能及时察觉，医生却用这种方法在为她打掩护。待人走后，医生将听诊器从她的胸口拿开，并快速在本子上写下——对不起，我只是想保护你。

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帮阿德瑞娜找了一间单独的房间，那原本是个医疗器械室，1917年医院扩建后里面的东西都被搬到了红砖黑顶的新院区，那间不足十平米的房间就被闲置了。于是阿德瑞娜以打工者的身份在圣安妮丝医院安顿了下来。她每天都会不辞辛苦地打扫卫生、洗床单，以此作为自己和孩子在这里借宿的回报。古斯塔夫·克德格恩还用音标教给她一句瑞典语——对不起，我听不懂。以防万一有人跟她说话的时候可以用来搪塞过去。

就这样，阿德瑞娜如同一个卑微的避难者，在这座偏僻的海岛医院寄宿了一年又一年。待她的孩子米哈伊尔会走路了，她便根据自己之前的记忆教给他一些简单的话语，虽然她听不到自己的发音是否准确，但她知道如果不教孩子说话，米哈伊尔会像自己一样倍受歧视，甚至会有生命危险。为了能保护自己的孩子，阿德瑞娜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她成了古斯塔夫·克德格恩的情人，他们经常会在没人的地方约会，每当这个时候，阿德瑞娜总会主动巴结，她谄媚对方，想方设法讨好这位令她畏惧又必须依靠的人。古斯塔夫经常会给她带些食物，土豆、面包，有时还会有黄油和果酱，甚至培根和香肠。阿德瑞娜总会将有营养的食物留给孩子，自己每天只是啃面包和煮过的土豆。由于平日里还要干活，她很快又变得骨瘦如柴。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时常会见到她，有时会在纸上下这样一句话：“亲爱的，你怎么又瘦了，这样就没女人味了。”

而每当这个时候，阿德瑞娜总会带着些许柔媚的撒娇，在那句话后面快速写下：“再多给我一点果酱和香肠，我很快就会胖起来。”

为了生存，为了孩子，这个女人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尊严。她默默忍受着所有的苦难，想尽一切方法让自己和孩子活下去，在那个绝望的年代，在纳粹惨绝人寰的恐怖统治之下苟且偷生，她已经没有了眼泪，亦无任何反抗。

尽管生活艰苦，阿德瑞娜却一如既往地爱着这个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孩子，就如同她深藏于心的对埃利奥特永恒的爱。每个宁静的夜晚，阿德瑞娜总会给自己的孩子唱哪首古老的歌谣。那是丈夫教给她唱的。在他们相爱的那些甜蜜的日子里，埃利奥特会经常让她依偎在自己胸前，一边让她感受自己唱歌时胸腔的振动，一边抬起双臂做出与歌词同步的手语。每当这个时候，阿德瑞娜总能感觉到他的心跳，那是生命的象征，如此真实且令人沉醉。

但好景不长，时间转眼来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纳粹为了确保自己受伤的士兵能够顺利进入医院治疗，制订了惨绝人寰的“大清理”计划，他们认为那些被俘虏的重残病人和有基因缺陷的残疾人，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认为这人活着浪费国家资源，因此要采取消灭政策。

为了给在战争中受伤的士兵腾出位置，政府要求每家医院对收留的病患进行“大清理”，将住在医院里的所有人分为“有价值的生命”和“无价值的生命”，而后者则包括智力和身体残缺的人，有听力障碍的阿德瑞娜当然也在其中。虽然在最开始的时候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会尽力保护她，可祸不单行的是，医生的妻子偏偏在这个时候发现了他们的地下情。或许是有医院里的人透露了消息，或许是女人与生俱来的可怕直觉，医生的妻子仿佛已经知道了他们的一切，甚至怀疑阿德瑞娜的孩子就是自己丈夫的私生子。但那个自认清高的女人不哭不闹，只是收拾行李离开了家。当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回到住处的时候，发现房子里已经人去楼空。他清楚地知道，强势的妻子是在用这种方式逼迫自己做出选择。当他告诉阿德瑞娜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个绝望的女人几乎当场崩溃。她知道，此时整个国家都充斥着几近疯狂的豺狼虎豹，如果失去了他这个唯一的庇护，自己和孩子就如同被丢弃在遍地狼群的草原，面对那些虎视眈眈的野兽，死亡之前她们会受尽恐惧与绝望！她请求医生不要放弃她们，她以后都会任劳任怨，只要在给一次活下去的机会！看着她苦苦哀求的样子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心生怜悯，毕竟这几年来，眼前的这个女人已经不再是排遣寂寞的工具，不可否认，自己已经对她有了份难以割舍的情感。但他更清楚地知道，妻子对于自己意味着什么，不仅是家庭、声誉，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还可能意味着仕途，甚至命运。就在他左右为难的时候，离家数日的妻子突然回来了。脸上没有一点愠色，那个高贵如初的女人像拉家常一样告诉他，柏林的夏里特医院正在招募医疗人员，如果他想离开这座小岛上的这家偏僻的小医院，前往柏林去开拓更广阔的前程，自己的家人会帮他申请名额。这简直是一个不用选择的选择。古斯塔夫·克德格恩医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