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罢明朝这部历遍三百年，从绝对清廉走向绝对腐败的漫长画卷，胡惟庸、蓝玉、王振、石亨、刘瑾、严嵩、张居正、魏忠贤、袁崇焕、阮大铖的酒池肉林似在我们眼前挥之不去，但更多是明太祖、于谦、杨慎、王阳明、沈炼、杨继盛、海瑞、杨涟、左光斗还有东林、复社诸君子闪耀在黑暗星空的璀璨光华。绝对清廉和极度腐败，忠肝义胆和贪残凶顽，三百年上演了一幕幕壮怀激烈的冰与火之歌。尤其令人感动的是，即便到最后一刻，还是有史可法、张煌言、李定国、张同敞、柳如是、夏完淳、郑成功……那么多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在誓死捍卫着不变的高尚和正义。很多时候，他们付出的牺牲，不为扭转时局，仅仅只是为了捍卫正确的价值观能够传递后世，鼓舞后人勇敢地站出来和身边的腐败行为顽强抗争。

腐败，作为一种慢性病，其病理特征在明朝这个朝代体现得可谓淋漓尽致。这一方面是因为明太祖一开始就奠定了一个非常清明的政治环境，整整276年才走向彻底腐败，这个漫长而又循序渐进的过程让我们对慢性病的发育机理一览无余。另一方面是这个慢性病在明朝这个朝代没有遇到太大的干扰因素。周有犬戎之乱，汉有黄巾之乱，晋有永嘉之乱，唐有安史之乱，宋有靖康之乱，以往的王朝都是在遭到一次沉重打击后，国势突生转折，最终走向灭亡。但明朝其实没有，就算是土木堡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也很快无条件送还，并未对国势造成毁灭性打击。明朝更没有受到匈奴、鲜卑、突厥、蒙古（特指宋代的大蒙古帝国，不含明代分崩离析的蒙古诸部）这样的强大外敌持续施压。它就是在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条件下，慢性病由内生发，逐步蔓延，以至全身腐朽。所以，腐败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摆脱不了的病魔，明朝已经算是表现相对最不坏的一个。

通过纵览贪腐这个慢性病在有明三百年的发展历程，其实我们也不难发现，它的规律性很强，其发展趋势一般不会出乎医生的预料。

首先是最高权力的异化和有意无意的散逸。人们把最高权力交给皇帝，然后对皇帝施加巨大的监督，但皇帝却有意无意地把权力散逸给太监，让太监代为执行一些见不得光的事，很快太监就成为一个毫无理论依据所以也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怪胎。（王振）

然后是一些心怀叵测的人找到太监合作，形成内外勾结，共同追名逐利，并取得较大程度的成功。（曹吉祥、石亨、徐有贞）

然后是大多数的沉默，容许这种模式得以生根发育。（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

然后是一次**，出现一个以太监为核心的庞大贪腐集团。太监想方设法绕开选官制度，安插私人抢占要职，也吸引更多人为了升官来投效阉党。（刘瑾阉党）

然后是**过后，太监政治稍息，但各式各样的腐败形式纷纷冒头（邵元节、陶仲文、陆炳）

然后是出现文官内部出现巨大的腐败，本质上和阉党一样。（严嵩父子及其党羽）

然后是文官发生激烈内斗，必须引太监为援，太监政治旧病复发。（张居正引冯保）

然后是阉党行情来到新**，集前代各种腐败现象之大成。（魏忠贤阉党）

至此腐败已达极致，至于明亡的数年，丑恶现象不断，只是各种病症开始迸发于表面，实则魏忠贤新版阉党成时已是肿瘤切而复发，病入膏肓。

这个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封建王朝从清廉走向腐败的大致机理，中途偶尔也会出现一些情况加快病变的发展，诸如大礼议、党争造成上层的大撕裂，为阉党提供更多的人力资源，但这些因素只是加快病变，并不改变机理方向。其实任何封建王朝大都循此路数，只不过其它朝代经常被诸如安史之乱、靖康之乱的重大突发事件打断，但仔细分析，大致方向仍循此路，只是没有明朝这么清晰连贯。

所以，掌握一个王朝从清廉走向腐败的病理其实不难，难的是出现症状时认清危害，下得了决心医治。而真正最难的还不是像海瑞、杨慎那样酣畅淋淋地挥洒一腔热血，而是克制自己，不要去羡慕张彩、崔呈秀的大富骤贵，弃节投贼，也不要像张鹏那样，一遭恫吓便自甘萎靡，从此化作纸糊泥塑，噤若寒蝉，轻易丧失理想信念，沦为沉默的大多数。可能这样的要求少部分人做到不难，但要大多数人都做到就真的很难，这也就是哪怕病理再清晰，封建王朝也终究无法避免这个慢性病的原因。但是我想，在和平盛世，对于寻常人来说，其实也不需要个个都做到沈炼、杨继盛、杨涟、左光斗、东林、复社诸君子那样的生死大义、烈血忠魂，只需要做到王阳明那样“此心光明”，相信这个顽固的慢性病就再无落脚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