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权阉自然就有阉党，这一次的行情，比刘瑾、焦芳时代更加火爆。

前文反复论证，伤痕最易病变，奸党要拉拢人，最好先在文官队伍中寻找裂痕。党争最容易产生裂痕，魏忠贤擅权之前，明朝其实已经经历过一次严重党争。神宗朝中后期工商业大发展，地方上的豪商大贾在**中寻找代言人，形成所谓的“乡党”。宰相张居正、张四维等带头破坏科举，裁汰公立学校，乡党迎来了一个发展**。乡党既要跟皇帝斗，也要互相斗，几十年斗下来大浪淘沙，乡党主要剩下三个大党：齐党、楚党、浙党。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一些正式的政党，这种党称亦并非他们自己取的名，而是政敌攻击他们的蔑称。党称来源于主要人物的籍贯，比如齐党的领头人是山东人亓诗教，楚党的主要领头人是湖广人官应震、吴亮嗣，浙党的领头人是浙江人沈一贯。这几个人只是这几个圈子的学术带头人，未见得是官最大的。比如亓诗教实际上是他老师方从哲的代理人，方从哲当时已位居首辅，比较注意不参与小圈子，所以他的学生亓诗教仅以给事中就成为一党之领袖。而所谓的党徒们也并非都是这几个地方的人，只是打进了这几个圈子而已。

乡党这些名称的产生其实源于另一个大党——东林党。东林党在历史上相当著名，后来甚至成为清流名士的代称。该党的创始人一般认为是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被削职为民的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仕途早期就被贬黜过一次，后复官逐渐升至文选郎中，执掌二十四司之首的吏部文选清吏司，但在廷推内阁大学士时，顾宪成反复提出明神宗不喜欢的人选，被人告了黑状，明神宗将其削职为民。那一次入阁的人是陈于陛和沈一贯，经分析，应该是沈一贯入阁后捅了顾宪成，所以东林党和浙党的梁子当时就结下了。

顾宪成回到老家无锡（今江苏无锡），与弟弟顾允成一道重建了宋代学者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邀请很多学识渊博之士讲学，形成了一股社会闲杂人等清议朝廷大政方针的风气。古代文化普及率不高，讲究“野无遗贤”，贤明之士（稍有文化的人）都应该为国当官，尤其是科举体系成熟后，各个层次的文化人都被网罗进国家、府、州、县各个层次的公学，办私塾的一般是考不起功名，在公学找不到工作的人。但现在突然来了一个进士级别的人办书院，而且邀请到了大批进士讲学，这可以说是明朝建立两百多年来都不曾有过的盛况！

东林书院纵论古今道德文章，更爱清议朝政，臧否人物，往往能发朝廷不能发之言论，深受士人学者推崇，一时名声大噪。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顾宪成与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八人发起第一届东林大会，发布了《东林会约》，此八人被称作“东林八君子”。顾宪成搞东林讲学搞得有滋有味，官也不当了。朝中推荐他复职的奏章上百封，最后朝廷召他出任南京光禄少卿，他一律拒绝，坚持在东林书院讲学。

东林书院虽然只讲学清议，但其实对朝政是有很大影响的，被议论臧否的朝中人物也难以自安，必然要回击。一般人独力辩不过整个东林书院，于是渐渐形成合力，逐渐就形成了“乡党”的雏形。而参加东林讲学的文官一边参加学术活动，另一边自然也会升官，这些官员渐渐就被政敌称作“东林党”。

东林党和乡党最初是在学术上辩论，东林党有一个很重要的立场，就是攻击王阳明的心学。当时满朝都是心学门生，自然会为之力辩。后来开始争国本，明世宗“大礼议”的很多事情也被翻出来再论。光宗朝的梃击、红丸、移宫三大疑案也被翻出来反复炒作，他们的辩论逐渐进入深水区，开始在时政尤其是当朝的人事、经济问题上展开了激辩。再之后，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斗争。张居正留下一个好东西——京察，即吏部、都察院每六年进行一次大规模官员考察，优秀的超擢，拙劣的贬黜。双方就利用这个互相斗，大面积超擢本党党友，贬黜敌党人员。可谓每年都有小动荡，六年一次大动荡。

党争到后来非常激烈，很多人意气用事，朝政几乎陷于瘫痪。首相叶向高有一篇非常精当的《宋论》，极论“天下之祸，莫大于人臣之求胜也。”指出宋代“新旧党争”是造成朝廷大撕裂，导致“靖康之祸”的根源。这不可不谓重重警告，他几乎已经把话说明——再像你们这样争下去，靖康之祸离明朝也不远了！但党争岂会因为一篇文章就停下来，大家斗得更欢，每天就只知道打嘴仗，基本事务谁也不管，叶向高谁也使不动，最后发出一句哀叹：“阁臣无宰相之实，而虚挂着宰相之名，造成这样（党争）的大害！”其实他这句话逻辑相当混乱，明代的内阁大学士恰恰名义上只是皇帝的顾问秘书，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但此时确实是有宰相之名，无宰相之实，所以造成极大的混乱。叶相，哦不叶秘，哦也不——唉反正就他了，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我们就不接着他的逻辑说下去了，且说这样的大混乱、大撕裂背后偷笑的只能是另一个党——阉党。

阉党最缺什么？人才！日本战国激斗，无数武士失去家主，成为浪人，倭寇正好把他们招入阵中。当年的焦芳、张彩都是因为在文官队伍中混得不如意，所以才另辟蹊径，投效阉党。现在文官们这样激争剧斗，loser如雨点般洒落，他们很多都会进入阉党的盘子。尤其是齐、楚、浙党在与东林党的斗争中渐落下风，合并成一党也无法和东林党抗衡，后来齐楚浙党的很多人就干脆加入阉党这个更大的党。

首先引爆这波重组行情的“阉党宰相”顾秉谦、魏广微和焦芳非常类似，也是庶吉士出身，学识很高，但人品卑劣。吏部尚书赵南星与魏广微之父魏允贞是好朋友，曾对魏允贞叹道：“你没有儿子啊！”这话传到魏广微耳中，非常忌恨。入阁之后，魏广微三次去赵南星家造访，赵南星都让门人拒而不见。魏广微很生气地说：“他人可以拒绝接见，我以宰相之尊，不可拒！”于是愈发痛恨赵南星。某些人就是不明白，别人看不看得起你，是在于你人品高低，官位再高也无法掩盖低劣的人品，尤其是通过投效奸党来换取官位，反而更让人看不起。

不过也不需要你们看得起，魏公公看得起就行了。

随后入阁的“阉党宰相”是黄立极、施凤来、张瑞图、冯铨、来宗道、杨景辰等，都是靠巧媚奉迎取得魏忠贤的宠信，魏忠贤指示顾秉谦、魏广微召开廷推，如果推出别人魏忠贤就代表皇帝不批准，直到推出他们入阁为止。

顾秉谦、魏广微年龄都比较大了，入阁后不久退休。天启七年（1627年），黄立极、施凤来相继补为首辅，不过时间很短，没有太大作为。施凤来和张瑞图则堪称阉党双璧，也就是下面没有党的绝代双骄。两人同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丁未科进士，施凤来榜眼，张瑞图探花，之后两人的仕途犹如量子纠缠夸克禁闭隐性传态：同授翰林编修，同累官至太子少詹事兼礼部侍郎，同于天启六年（1626年）七月以礼部尚书入阁，同授东阁大学士，十月同晋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十一月同晋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这两人又同以巧媚无节著称，张瑞图在会试策论中竟然有一句“古代看人本来没有君子、小人之分，都是孔老二自己发明了这样的概念。”时人以为狂悖，其实依我看更有可能是在作弊，这种惊世骇俗之语是他和阅卷人之间的暗号。

至于来宗道、杨景辰，堪称新版的刘宇、曹元，这类人拼命谄媚魏忠贤，只为求个待遇，入阁后基本也没干什么事。翰林编修倪元璐经常上疏争论时事，来宗道也不打击他，只是笑道：“渠何事多言，词林故事，止香茗耳。”（大侄子你何必多说，翰林院的老规矩，只有香茶而已。）因此人赠外号“清客宰相”。不过来阁老在文渊阁品香茗，着实比刘宇、曹元在同一个地方对着喝酒品味高多了。来，来阁老，再来一瓶！

新版的张彩也有，只不过长得没那么英俊，但加入阉党的动机却更典型，这就是崔呈秀。说他是新版的张彩是因为两届阉党事实上最受大公公宠幸的人都不是那几位“阉党宰相”，而是张彩、崔呈秀这两位尚书，因为太年轻，没来得及入阁而已。

崔呈秀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癸丑科进士，初授行人，天启初年出任淮扬巡按御史。崔呈秀身为御史，却赃名狼藉。他查到霍丘（今安徽霍邱）知县郑延祚贪赃不法，准备纠劾。郑延祚连忙奉上千两白银，得免。郑延祚见崔大人这么好说话，干脆再送一千两，让他举荐，果然马上就升官了。崔呈秀一时名声大振，贿赂纷至沓来。但这样他也失去了另一边的支持，崔呈秀判断东林党即将得势，于是力荐暂时被贬黜在家的李三才复官，想通过他介绍“入党”。但东林党以正人君子自居，怎么可能收他这种人。相反，东林八君子之一的高攀龙当了都御史，尽发其贪污受贿行状。吏部尚书赵南星建议流放充军，先将其革职侯勘。崔呈秀大窘，连夜造访魏忠贤家，叩头乞哀，说高攀龙、赵南星都是东林党人，排挤构陷自己，求为魏公公养子，才能保护自己。崔呈秀一边叩头一边大哭，非常真诚，打动了魏公公。当时魏忠贤正好要杀辽东经略熊廷弼，并想借此构陷杨涟等人，就让崔呈秀试试。谁知崔呈秀很快拿出一整套方案，捏造了很多伪证，不但让熊廷弼被冤杀，还让杨涟等大批高官被免。魏忠贤突然发现这样的人才，相见恨晚，将其引为谋主，之后阉党的很多策划都出自崔呈秀。看来，魏忠贤选心腹是看才华人品（人品低劣），比刘瑾看相貌还是要高一个层次。

崔呈秀既成阉党谋主，大展才华，首先是作《同志》，标明东林党人名单，又作《天鉴录》，标明不附东林党的人，让魏忠贤照此贬黜或提拔，朝中“善类为之一空”。人们很快明白魏忠贤黜陟皆由崔呈秀，全都去巴结他，一时门庭若市。魏忠贤又提拔崔呈秀为工部右侍郎兼佥都御史。崔呈秀便是在此时首开任何事都归功于魏忠贤的风气，每次一有任何工程完工，都上疏奏请表彰魏忠贤的不世奇功，还在疏末加一句：“臣不是谄媚宦官，只是现在的千讥万骂，臣都甘愿领受啊！”这封奏疏一出，满朝哄笑。

崔呈秀也不光是搞工程，还很注重文化建设，跟随顾秉谦编纂了《三朝要典》，将神宗、光宗、熹宗三朝的很多疑案按他们的意思下了定论，主要是为了打击东林党，吹捧阉党。很快，崔呈秀又因各种“功劳”不断升官，授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天启七年（1627年），崔呈秀以宁远大捷、三大殿等功授少傅、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世荫锦衣指挥佥事，一手同握兵权宪纪，权焰炙天。其弟崔凝秀授浙江总兵官，女婿张元芳授吏部主事，小舅子萧惟中本是个戏子，也得授密云参将。

魏忠贤阉党的体系比刘瑾阉党要庞大得多，而且素质很低，这从他们自称的名号就可见一斑。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五个文官称“五虎”，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五个武将称“五彪”，加入阉党比较晚的周应秋、曹钦程等称“十狗”。狗当时已经是骂人的话，但这些人为了显示自己是魏公公的忠犬，宁愿自取其辱，甘之如饴。之后还有人不断加入，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流的名号，都尽显俗气。其实这些名字显然不是这些人的水平，只是他们为了迎合不识字的魏忠贤，故意取了些低俗的名称。

除了这些自称，这些贪官污吏还因为各种可笑的谄媚行为获得了不少丑陋的外号，其中最搞笑的莫过于“十狗”之首的周应秋。周应秋本是工部侍郎，受东林党攻击辞官归家，魏忠贤起用他为南京刑部左侍郎，不久改为刑部添注尚书。这个所谓“添注”是魏忠贤当时卖官的官位不够了，在编制外加了很多“添注官”，好安排他的党徒。周应秋有一手炖猪蹄的绝活，手艺颇得阉党秘书长魏良卿的喜爱，于是常请魏良卿到家，亲自炖猪蹄给他吃，魏良卿每次都大吃畅饮，非常欢心。魏良卿安排周应秋出任左都御史，人赠外号“煨蹄总宪”（古代御史台俗称“宪台”，御史大夫俗称“总宪”，明代都察院相当于古代御史台的一部分，所以也将都御史俗称为“总宪”）。一年后，煨蹄总宪又改为吏部尚书，与文选郎中李夔龙卖官分贿，配合得非常愉快。当时阉党尽逐清流，周应秋执掌吏部却说前任工作不用心，继续精挑细选，果然每天都能找出漏网之鱼，看来也不光会炖猪蹄，工作能力也很强，确实是贪官多能吏。

此外，还有霍维华、梁梦环、阎鸣泰、许显纯等许多罪大恶极的贪官，他们的事迹都比刘瑾版阉党有名得多。事实上，刘瑾阉党中的很多人只是巴结了一下阉党就被牵连，本身未必干了太多坏事。但到了魏忠贤的时代，不干尽坏事又怎么贴得上去呢？

不过两届阉党覆灭的原因却大不相同，刘瑾版阉党其实是遭到文官们扼杀，魏忠贤本来毫无这个趋势，只是没想到22岁的明熹宗暴病身亡，这一届阉党才突然死亡。当然我相信，就算明熹宗不死，也不可能真的一直这样宠幸魏忠贤，某天一封奏疏见了效，魏忠贤及其阉党立即土崩瓦解。这也告诫后人：将自己的前途命运交给阉党这样的组织，就算能猖獗一时，但已经失去了一个人的立身之本，阉党这种祸害不可能长留人间，凡以身投效的贪官奸臣最终只能随之身败名裂。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明熹宗突然驾崩，廷臣入临接受遗诏，却见十几个太监无比急切地传唤崔尚书，廷臣都非常惊讶。崔呈秀急忙赶来，入见魏忠贤，密谋了很久，传言称魏忠贤准备篡位称帝，崔呈秀认为时机未到，制止了他。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他们可能还是在密谋继位的事宜，避免信王继位，另择他们控制得住的人选。只是明朝的礼法力量太强，再大的权力、再内部的便利也无法突破礼法束缚，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信王登基，再束手待毙。

阉党知道他们的魏公公必将覆灭，现在只能携起手来互相扶持，崔呈秀有望成为该党新的领袖。御史们也明白这个道理，于是集中火力猛攻崔呈秀，崔呈秀压力也很大，上章请辞。明思宗偏偏还不允，不知道是想维持稳定还是留他戏耍。崔呈秀再三上章，明思宗终于同意，派公车将其送回老家。魏忠贤死后，崔呈秀情知不免，把所有的姬妾珍宝全部摆出来，呼酒痛饮，每喝一杯就全力摔碎酒杯，喝完自缢身亡。虽然同是阉党首恶，崔呈秀这种死法却比张彩那个大花瓶要壮烈许多。

明思宗剿杀魏忠贤，开始大举清理阉党，为此专门召回了被阉党排挤罢相的韩爌重任首辅，带领次辅李标、三辅钱龙锡组成专案调查组，拟定阉党名录。明思宗本来以为，韩爌被阉党排挤罢相，钱龙锡被阉党定为东林党时任“党魁”，他们应该对阉党下狠手才对，万万没想到，明末的罡风早已磨平了他们的棱角，即便大获全胜，开始惩治敌恶的时候，他们居然怕得罪人，不愿下重手。最初，专案组只报了四五十个人的名单，明思宗觉得太少，令再议。专案组又增加了数十人，明思宗有点生气，教他们做事，让他们以赞导、拥戴、颂美、谄附为目，分门别类地清理人选，并且加了一句：“太监也要清理。”韩爌等人立即回答：“我们跟太监不熟，不好清。”明思宗大怒：“什么不熟，分明就是你们怕得罪人！”明思宗又把他们请到一间堆满了奏疏的大殿，指着说：“这都是阉党称颂魏忠贤的奏疏，你们一个个查就行了！”韩爌等知道明思宗决心彻查，但还是推说：“臣等职责是撰写诏旨，不是很懂法律。”明思宗又诏吏部尚书王永光来协助，王永光也推说不懂法。明思宗只好又诏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加入专案组，这两位长期从事司法纪检工作，且获得过985法学博士学位，再无法推脱，只好用心勘察。

明思宗崇祯二年（1629年）三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取证，魏忠贤阉党终于定案，朝廷颁布对阉党262人名录及其处分，《明史》不吝篇幅地穷举了名录。

首逆，凌迟者二人：魏忠贤，客氏。

首逆同谋，决不待时者六人：崔呈秀及魏良卿，客氏子都督侯国兴，太监李永贞、李朝钦、刘若愚。

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刘志选、梁梦环、倪文焕、田吉、刘诏、薛贞、吴淳夫、李夔龙、曹钦程，大理寺正许志吉，顺天府通判孙如冽，国子监生陆万龄，丰城侯李承祚，都督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张体乾。

结交近侍次等，充军者十一人：魏广微、周应秋、阎呜泰、霍维华、徐大化、潘汝祯、李鲁生、杨维垣、张讷，都督郭钦，孝陵卫指挥李之才。

交结近侍又次等，论徒三年输赎为民者：大学士顾秉谦、冯铨、张瑞图、来宗道，尚书王绍徽、郭允厚、张我续、曹尔祯、孟绍虞、冯嘉会、李春晔、邵辅忠、吕纯如、徐兆魁、薛风翔、孙杰、杨梦衮、李养德、刘廷元、曹思诚，南京尚书范济世、张朴，总督尚书黄运泰、郭尚友、李从心，巡抚尚书李精白等一百二十九人。

交结近侍减等，革职闲住者，黄立极等四十四人。

忠贤亲属及内官党附者又五十余人。

崔呈秀当时已自缢，开棺戮尸，最终还是和张彩殊途同归。其实从判决可见，判得最重的除了崔呈秀之外，还是魏忠贤和客氏的一些亲戚，“阉党宰相”们无一被判死刑，最重的也只有魏广微被判充军。不过公道自在人心。顾秉谦被削职为民，回到昆山老家，当地百姓知道这个大奸贼回来了，聚众焚掠其家，八十岁的顾秉谦仓皇窜入渔舟保得老命。他深知不能再回别人认识他的地方，一咬牙，向朝廷献出四万两窖藏银，以求恩准寄居其它县了却余生。

魏忠贤的阉党其实还很庞大，恐怕远远不止这262人，这从后来很多人一直谋求翻案就可以看得出来。明思宗非常坚定，一直不许翻案，这些人又退而求其次，举荐涉案人员复官。明思宗重罚举荐的人，这些人才稍稍收敛。直到南明（清军入关后逃到南方的小朝廷），魏忠贤阉党才得以翻案，很多人复官，一直当到南明彻底灭亡之后——没错，这些人大多投降了清朝，继续当官。

事实上，真正令明思宗欲哭无泪的还是那个问题——赃银。

没错，这一次又没抄到一分钱赃银！我说的是又！快要穷死的明思宗彻底傻眼了，看来他真是天生与钱无缘，大明注定是要被穷死的。不过还好，这一次似乎再没有人像说魏忠贤本人那样，硬说阉党都是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