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神宗朝朝政腐败，政治斗争激烈，有不少人将明神宗视为昏君。但事实上，在中小学历史教材——确切地说是政治教材上，这48年（1573~1620年）却有一个非常时髦的说法——资本主义萌芽。

明代是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由于航海技术的突飞猛进，全世界都加强了交流贸易。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年），西班牙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Cristóbal Colón）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也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后来人们发现美洲有着玉米、甘薯、马铃薯、花生等高产农作物，还有着似乎比旧大陆加起来还多的贵金属矿藏。同时，另一个大银矿——日本也基本结束了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战国时代，开始发展经济。美洲和日本两个大银矿同时发动，全球贵金属供应量暴涨，史称“价格革命”。也有一些研究认为张居正厉行一条鞭法使国库收入以银两计数倍增，其实更多地是体现了一种白银通货膨胀，而非经济增长。

中国是当时世界上航海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又有着最庞大的人口、最先进的科技、最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最具购买力的市场、最广阔的腹地，更有着贸易赚钱这个深刻融入中华民族血脉的种族天赋，无疑将成为这个全球化时代的绝对核心，全球三分之一的白银都通过国际贸易涌入中国。强大的全球化贸易必然对一个国家旧有的社会体系造成严重冲击，腐朽得摇摇欲坠的大明王朝如何应对这样的全新局面？

虽然经济大发展，但遗憾的是，明朝的理财能力在中国历代王朝中都算相当差劲的，从头到尾都处于严重的财政匮乏中。尽管“嘉隆万大改革”尤其是张居正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国库收入的账面值，但比起当时的全球经济大发展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蓬勃的经济发展并没有转化成财政收入，或许这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大战略，但富不能一直藏下去，需要用的时候要取得出来，明朝的提用能力却过于弱了些。

神宗朝其实非常需要用钱。首先是著名的“万历三大征”。

第一征是镇压宁夏哱拜叛乱。万历二十年（1592年）二月，退休的游击将军、宁夏副总兵哱拜率鞑靼部叛乱，号称要恢复唐宋西夏帝国的基业，勾结河套诸部入侵陕西，连下数城。朝廷以右副都御史叶梦熊为陕西三边总督，并调都督佥事、神机营右副总兵李如松提督辽东精兵参战。九月，明军攻破宁夏城（今宁夏吴忠），哱拜出降。此战明军共耗资二百余万两。

第二征是壬辰朝鲜战役。万历二十年（日本后阳成天皇文禄元年、1592年）十月，太阁（大致相当于日本各藩镇联盟的秘书长）丰臣秀吉率领一统日本的战国精英，自信满满地向朝鲜发起了进攻。日本和朝鲜都是大明的藩属国，大明有义务维持秩序，以兵部左侍郎宋应昌为总督，都督李如松、都督佥事陈璘分率陆、海军赴朝鲜戡乱，国内宣传成镇压“倭寇”的总决战，史称“壬辰倭乱”。经过约八年大战，五万明军大胜二十万日军，并摧毁了日本海军，切断日军归路，丰臣秀吉被气死，家臣德川家康趁机篡权，半岛重归和平。此战明军共耗资七百八十万两。

第三征是镇压播州土司叛乱。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播州（四川、湖北、贵州之间的山区）宣慰使杨应龙叛乱，杀贵州都指挥使杨国柱、指挥李廷栋，攻占綦江（今重庆市綦江区），进逼重庆。朝廷以兵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督湖广、四川、贵州军务兼巡抚四川，调大军进剿，历时两年剿灭。此战明军共耗资二百余万两。

万历三大征军事上精彩绝伦，政治上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但经济上也耗资巨大，略计共耗一千二百万两，不但大开国库，还动用了不少明神宗内帑。偏偏这时又发生了火灾，乾清宫，坤宁宫，皇极、中极、建极三大殿连接失火，重建又需耗资百万，户部奏称实在拿不出来钱了。可怕的是，从现在开始紫禁城的很多重要建筑都会反复发生火灾，原因无它，某些人想通过灾后重建的大型工程从中捞钱而已。

另一方面，明代藩王世爵体系似乎也到了一个临界位置。明朝较之宋朝有一个很大的历史倒退——恢复了世袭爵位制。宋朝的爵位都是终身制，即本人身死爵位即自然消失，不由子孙世袭。明朝虽然封爵比宋朝严格得多，但却多为世袭罔替，一个爵位子孙可以一直世袭下去。而且一个勋臣除世子一系，还有一些旁系世荫锦衣卫职。最初人数很少时不觉得负担很重，但子又有子、子又有孙，这虽然不是一个几何级数增长体系，但持续不断的算术级数增长也很可怕。仅就皇帝一系而言，皇帝只有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其余均封王，但新皇帝又很多儿子封王，两百余年累积下来就很可怕了。光是这些藩王、世爵、锦衣官的基本俸禄朝廷就已经负担不起，还有大量赏赐和附属费用。从神宗朝起开始大量拖欠世禄，到最后明朝灭亡也没能补发。

面对如此庞大的财政缺口，明神宗必须想办法补充财用。他一定会对社会经济超级繁荣，国家财政却总收不上来钱而感到困惑，不知道他当时到底得到了什么反馈信息，从后来的举动看，他应该是判断症结在于文官不可信，伙同商人避税。其实这有点像太祖朝的郭恒案，但明神宗的解决办法不是杀尽涉贪的官员，而是绕开这些官爷，自己去收。明神宗产生了一个重要发明——矿税太监。

明朝本有在各地派驻镇守太监的惯例，但镇守太监主要侧重于军国大事，对财政经济干涉不多，更不可能直接深入到市场经济主体中去。明末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市场主体的资金量已经远远超过了**财政总盘，所以明神宗判断这是一个监管上的空白，于是派出太监直接管理工矿。这种行为当然遭到文官的激烈反对。

早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房山县一个矿老板史锦奏称在当地勘测出有矿，奏请开矿。本来这种情况应该由朝廷按制度签发许可证，以后由地方**按税率抽税即可，但这次明神宗宣布不需朝廷签发，由他本人直接派出太监去管理就行了。这样的矿直接缴税给太监，带回来给皇帝，**那头就不缴税了。朝廷当然不会同意，首相申时行坚决制止了这样的行为。之后明神宗悄悄派太监在外勘测，在京师附近勘测出来许多矿砂，明神宗都准备派太监去开采，但都被申时行等文官制止。文官们制止明神宗开矿的理由当然很充分，皇帝怎么能直接干涉市场经济运行呢？但其实他们只是在力保文官的既得利益罢了，皇帝直接派太监去开矿，他们就插不进去手了。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乾清宫、坤宁宫火灾，次年三大殿火灾，又正值“万历三大征”，户部实在拿不出来钱重建，皇帝终于找到个理由派出了第一位矿监。这个口子一开可就收不住了，直接从皇帝这里拿开矿许可的手续比由县—州—府—布政司—户部—通政司—内阁层层申报可要快捷得多，许多人发现了矿藏都来直接向明神宗申报，明神宗立即派太监与其同往开矿。最初派出的矿监只针对某一个矿，后来明神宗将矿监冠以地名，比如“奉赦开采山东”，这名矿监就有权在全山东范围开矿。这时山东的采矿业就表现为皇帝和**竞争的局面，谁先发现一个矿，谁就占这个矿。由于皇帝这边手续极其简单，大多矿主愿意走这边，臃肿低效的**节节败退。嗯，这真的是体制问题，很多文官不禁陷入了沉思。

那皇帝和**形成这种竞争态势，对老百姓意味着什么呢？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用讲什么卡特尔需求曲线、古诺双寡头模型，您就看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分家后，油价是涨了还是跌了就明白了。为什么吃亏的总是老百姓？这一定是体制问题，文官们不禁又陷入了沉思。

明神宗利用矿监在抢矿方面大获全胜，很快又将视线投向其它行业，两淮的盐监、广东的珠监、苏州织造太监等很快也发展起来。明神宗见直接派太监就能帮他收上来这么多税，那之前那些税都到哪儿去了呢？他又派出了税监，专门监督税务。很多时候，矿监也兼税监，合称“矿税太监”。

矿税太监成为神宗朝标志性的弊政，太监们虽然向皇帝进奉了一些利润，但他们都不是白干活的，贪墨的部分比上缴部分多得多。《明史》称矿税太监们“纵横绎骚，吸髓饮血”，上缴的部分不到十分之一，造成“天下萧然，生灵涂炭”。这其中最贪残的莫过于陈增、陈奉、高淮、梁永等几个太监。

陈增是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明神宗派出的首位矿监，奉赦开采山东，矿税太监这个制度很可能就是出于陈增的策划。陈增深谙为官之道，先做人，后做事。他一到山东，不是急于下矿视察业务，而是整顿官场，先弹劾了好几个不听话的知县，引起山东官场震怒。巡抚尹应元弹劾陈增，结果反而被罚俸。莫说你们这些巡抚、知县，万历二十四至三十五年（1596~1607年）这十余年间，大学士弹劾矿税太监的奏疏多达百封，明神宗一律冷处理。而矿税太监一旦有弹章入，早上送入，下午就会批复，而且往往是重责。人们终于明白，太监的盛世回来了，而且更胜以往。

明神宗又赦命陈增兼山东税监，但之前已经派了天津税监马堂兼管临清（今山东西北部，靠近天津，当时非常发达）。马堂在临清每年抽取税银约二十五万两，但只上缴八万两，七年累计贪墨一百二十万两。陈增不服，与马堂激斗。最终明神宗做和事佬，让两位公公各让一步，马堂把临清让给陈增，但陈增把东昌（今山东聊城）让给马堂。陈增更加张狂，笼络了很多同党，大肆搜刮。到后来陈增的党羽经常诬陷富户私藏违禁物品，直接破家而入，尽掠其财。御史和地方官纷纷弹劾陈增，明神宗一律不信。后来凤阳巡抚李三才以妙计除了此害。他先笼络陈增的党羽中书舍人程守训家里一个受了酷刑的家奴，让他去向陈增告密，说程守训家里有赃款四十万两，还有违禁的龙凤僭逆之衣。陈增大惊，来向李三才请教该怎么办。李三才说：“你赶紧报告给皇上啊！皇上赞了你的勤奋，就算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也可得呀！”陈增果然心动，向皇帝告发了程守训。结果程守训获罪，供出了自己多年来的贪腐行径，无非就是贪墨税款。明神宗知道税监及其党羽有贪墨税款情况，心中非常难受，对陈增也不再那么信任。而陈增的手下见老大居然这样对待小弟，非常寒心，为其搜刮也不如以往尽力，收不够往年的额度。明神宗一见今年陈增进奉的税额减少，心想果然是此贼贪墨了税款，顿时大怒，下令逮捕调查陈增。陈增这才明白上了李三才的当，悔之晚矣。

陈奉本是御马监奉御，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出任荆州（今湖北荆州）税监，兼附近几个大矿的矿监。陈奉觉得自己兼领数使，非常骄横，一路随意捶打官吏，剽掠商旅，商民恨之入骨。陈奉刚到荆州，就有数千民众丢石头把他打跑。陈奉奏称是襄阳知府李商畊等地方官煽动民变，明神宗重处李商畊等。当地有个奸人漆有光，诬陷商业竞争对手徐鼎等掘得了唐代大贪官李林甫妻子的墓，得黄金巨万。陈奉向明神宗上奏，得旨将徐鼎的家财尽皆搜刮，还毒打徐鼎，强迫他将境内的陵墓全部发掘，掘地三尺找金银。

第二年，武昌（今湖北武汉）爆发了著名的“武昌民变”，万余民众包围了陈奉官邸，甚至纵火焚毁了包庇他的巡抚衙门。武英殿大学士沈一贯等大批官员纷纷上疏弹劾陈奉和湖广巡抚支可大贪赃不法，怒激民变，明神宗不听。他可能还没意识到，这场民变已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几乎同时，天津的商民也驱逐了天津税监马堂，打死其党羽37人。不久，广东税监李凤与珠池监（监管南中国海人工养殖珍珠的产业）李敬发生争执，他们的斗争方式包括但不仅限于传统的互相弹劾，还开发出散布谣言挑起对方民愤的新技术。给事中宋一韩弹劾李凤贪墨了五千万两，还有等值的珠宝。这显然是夸大其词，但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广东商民无不愤慨，激起民变，最后明神宗也只好撤罢广东珠池监。真正的**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七世纪的第一个年头，宦官孙隆出任苏杭织造太监兼管税务。苏杭地区当时已经普及了机械织造，出现了许多机户，并且很快发展为集团化生产，即由一个大户（资本家）设立织造厂，购买大量织机，雇佣织工，承接外包的纺织业务，收取机器使用费，这种生产方式就被很多人视为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孙隆规定，每张织机要收税银三钱。这个额度无限接近织机老板收取的机器使用收入，但边际收入不等于净利润，人家还有很高的固定成本，这样一收税生意还怎么做下去？大量的织造厂只好停工。织造厂一停工，大量的织机工人就失业了。两千多名失业织工走上街头，把全城的税监和有关部门全部焚烧，打死不少税吏，孙隆连忙逃往杭州才保得小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江南民变”，亦称“万历江南抗税运动”，有些人将其视作资本主义革命甚至工人运动的前驱，与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运动和德国西西里亚纺织工人起义相提并论。

之后，矿税太监和地方官之间的博弈日趋白热化，民间抗税运动也愈演愈烈。矿税太监和文官相互弹劾，相互煽动民愤，民变此起彼伏。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宦官杨荣谎称云南阿瓦、猛密等部落愿意归顺，其地矿产丰富，可年增收数十万两，并请缨云南矿税太监，明神宗诏许。但杨荣开张不利，第一年只收到几万两，于是诬陷是被云南知府熊铎贪墨了。明神宗不辨真伪，将熊铎下狱。杨荣愈发骄横，强令丽江土知府木增献出地盘让他开采，并不断诬陷不听他话的知府、知州。杨荣很快激起了民变，有百姓闯入税监，打死税吏。杨荣丝毫不惧，反而大肆搜捕，杖毙数千官民，将一些疑似参与了民变的官员戴枷示众。杨荣终于激起了更大的民变，指挥贺世勋、韩光大等率冤民万人焚杨荣官邸，并把杨荣投入火中，杀其党羽二百余人。杨荣是非常宠幸的太监，明神宗难过得数日不食。本来明神宗想逮捕贺世勋，彻查此案，但文渊阁大学士沈鲤、司礼监掌印兼提督东厂太监陈矩向他分析了形势，不能再激民变。明神宗只好作罢，并以四川矿税太监丘乘云兼管云南，减轻了对云南的搜刮力度。

直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明神宗驾崩前，才省悟矿税太监之害，下罪己诏承认错误，并赦命撤回所有的矿税太监，但这项制度二十余年来为社会带来了酷烈戕害，尤其是造成了极大的全社会撕裂效应，早已无法弥合。

其实矿、盐、织造这些事儿，古已有之，不能算什么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汉、唐、宋都有大量关于如何管理工矿业的经典论述，什么封建社会、农耕文明，都不是明朝君臣搞砸这事儿的借口。明朝这个的所谓资本主义萌芽，其实未见得比宋朝情况复杂。宋朝凭借高超的公共管理水平，将科技进步和市场经济发展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才能以半壁河山力扛蒙古帝国荟萃了大半个地球资源的铺毯式轰炸半个世纪，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曲最豪迈的泣血长歌。而反观明朝，在极其宽松的环境下，坐拥绝对的世界经济中心地位，手握大航海时代的绝佳升级换代良机，却硬是无可救药地实现了自我财政崩溃。这真的不能归咎于任何借口，只能说腐败已深入腠理，这个王朝的公共管理水平尤其是财税体系已经烂得令人发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