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被许多后人誉为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常与古代改革家比肩，后人尤爱将其与宋代名相王安石相提并论。他们确实在生前都成就了一世伟业，更留下了许多政治改革方面的理论为后世所推崇。然而，他们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尴尬难以面对——王安石死后四十年就是靖康之难，张居正死后六十年也是清军入关。当然，判定一个改革家的是非功过有很多因素，但无论如何，一场重大改革后短短数十年，整个王朝就覆灭了，我们很难把这场改革称作成功。更要命的是，无论改革成败，王安石个人都以道德楷模著称，甚至堪称有道德上的洁癖，这一点他终究是受人尊重的。张居正在这方面则恰恰相反，他的私德堪称败坏无度，而且是个绝对的大贪官，他的崇拜者只能以“瑕不掩瑜”之类的说辞来为他洗地。

张居正和王安石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他们都是神宗朝首相，都遇到两宫太后，都因主持了一场重大改革而名垂青史。但除却这些表面巧合，他们俩的实质差距还是挺大的。从职务上来说，他们都是首相，但具体环境却大不相同。王安石是得到宋神宗（赵顼）的青睐，由地方官召为宰执，初为参知政事（副相），第二年升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次相），第三年才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首相）。张居正却是三朝元老，世宗朝进士，穆宗朝宰相，神宗刚刚登基，他已为首相，而且还是穆宗、神宗两朝帝师。王安石虽深得宋神宗信任，但宋神宗毕竟是二十多岁的成年人，而且颇有主见，明神宗却是个十岁的娃娃，一切都听张先生教诲。更重要的是，王安石虽位居首相，但身边不乏富弼、韩琦、欧阳修、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等名臣，新进的苏轼等名士也并不赞同王安石的政见，后来形成严重的“新旧党争”。反观张居正，徐阶斗倒严嵩，高拱挤走徐阶，他再驱逐高拱，几场大战下来，大明官场元老尽去，绝无人能制约如日中天的张居正。

高拱、张居正、高仪三人同受穆宗顾命，但高拱被逐，巧的是就在同一个月，高仪也病卒，内阁竟只剩下张居正一人。虽然不久礼部尚书吕调阳拜文渊阁大学士，但他显然也是受张居正举荐，由李太后同意，冯保加盖御印宣旨入阁的，非常服从张居正，不会添麻烦。万历三年（1575年），吏部左侍郎张四维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万历六年（1578年）二月，少傅、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吕调阳退休。三月，外廷廷推了两位大学士入阁。一位是原太子少保、礼部尚书马自强，入为太子太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十月就病卒。另一位是原吏部右侍郎申时行，入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我们很容易看出张居正时代内阁成员组成的特征。首先是人少，阁员按理应有七员，但张居正时代一般只有两三员。无非是陪衬一下张居正，免得他独相，要那么多人干啥？其次则是年龄要么特别老，要么特别年轻。老的入阁不到一年就要退休甚至病死，年轻的如申时行，入阁前都还只是右侍郎，即便入阁，本官都只能用左侍郎，这在明朝中后期内阁制度成熟后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张居正稳稳地掌控了内阁，再加上李太后和冯保在内宫的助力，大明王朝在万历前十年（1573~1582年）形成了一套不同以往的行政机制。现在要决策一件事情，张居正先在内阁草拟诏旨，交给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冯保交给李太后，李太后同意后冯保加盖御印，发还给内阁，张居正在内阁制成正式的御诏发出执行。

那皇帝呢？完全消失了？那也不至于，但明神宗还处在小学生年龄段，那一个小学生如何决策重大事项？无非就是听三个人的：妈妈、老师、保姆，那不就是李太后、张居正、冯保三人吗？而且这三个人教育小学生都以严厉著称。

单亲妈妈李太后是典型的望子成龙（其实已经坐上龙椅了），明神宗16岁结婚后李太后便移回慈宁宫居住，但只要上朝或读书的日子，李太后五更（约凌晨4:48）就会来到乾清宫叫醒明神宗，亲自看着他洗漱，然后领着他乘车去上朝或者读书。明神宗工作学习时李太后一直在皇极殿或者翰林院门口守候，下班或放学一出来立即领上原车载回乾清宫，全天无缝链接，小学生绝对找不到机会溜出去泡网吧。这其实和隋文帝文献皇后（独孤伽罗）管教隋文帝（杨坚）有点类似，但单亲妈妈管小学生可就比妻子管丈夫严厉多了。最可怕的是每天明神宗去读了书，李太后都会要求他复述，一旦复述得不清楚就要罚跪。明神宗结婚后，李太后还是留了不少亲信太监在他身边，一旦做错什么事立即报告，李太后轻则召明神宗到慈宁宫罚跪，重则还要传谕张居正，让他上疏切责，然后让明神宗拟罪己诏，不但在外廷宣读谢罪，还要在内宫一边罚跪一边念罪己诏，经常被弄得痛哭流涕。这可能勾起某些读者朋友不太愉快的童年回忆，就不深入讲了。

张居正也堪称一代严师，明穆宗为裕王时，张居正就是翰林编修兼太子右中允，负责裕王府的教学，深受明穆宗敬重，现在以中极殿大学士亲自兼明神宗教师，又受家长重托，更以严厉著称。有时候明神宗顽皮，李太后和冯保都无法管教，便吓唬他：“你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明神宗立即吓得闭嘴立正。从教育成果来说，张居正也无愧为一代名师，明神宗的文化素养非常高，从他传世的一些作品来看，文才极高，尤其书法上乘，在明帝中仅次于明宣宗。但明宣宗是天赋异禀，明神宗才是普通人的极限，完全是勤学苦练的结果，这更显示出所受教育的优质严格。冯保则扮演了另一个角色，一面与明神宗玩耍嬉戏，一面也比较严格。明神宗有时在后宫和小太监顽皮打闹，一听到冯保的脚步声就紧张地说：“大伴来矣！”并立即恢复正襟危坐的姿态。其实冯保对待年幼的明神宗，一个动作一个眼神，都是和李太后、张居正谨慎研究过的。这三个人交织了一张严密的大网，将明神宗牢牢网住，也将中华帝国的最高皇权牢牢网住。

文武百官虽然知道三人团挟天子以令诸侯，但也没办法，只好把三人团当做皇帝来侍奉。事实上，真正的明朝皇帝还没有三人团这么大的权力。明朝的权力制衡设计得极为复杂，没有人能做到真正的独裁专制，若论谁相对独裁程度更大一些，纵览明朝历史，恐怕就得数张居正了。张居正一人独揽大权的程度，更在太祖太宗之上。因为就算是太祖太宗，来自外廷的制约总是存在的，由于明朝皇帝不能随意任免阁臣，所以宰相并不是那么贴心，皇帝批红和内阁票拟的权力经常表现为对立。大量的御史言官则都是初入仕途的进士，更是经常毫不留情地顶撞甚至封还皇帝御诏，体现出行政权力和舆论监督的强力制衡。现在李太后和冯保把持内宫，完全代表皇帝，但他们不精于政事，在行政上完全托付于张居正，张居正又完全把持内阁，所以在明朝历史上第一次做到了皇权和相权的高度统一。张居正还在很大程度上掌控了舆论和监督，他三朝历仕翰林院、国子监、文渊阁，门生故吏遍布学术舆论重地，稍有对他不满的声音，很快就会被淹没在更大的反对声中。

张居正的个性其实和高拱一样，都是持才倨傲的类型，区别在于高拱不加掩饰，张居正可能是汲取了他的教训，显得更有城府。但徐阶、李春芳都以折节礼士著称，他们在阁时对待下级非常谦逊，唯独新进排名最后的大学士张居正以宰相自居，对待九卿非常高傲。但张居正也绝不像高拱那样直言不讳，而是“倨见九卿，无以延纳，间出一语则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意思是每次议事时对待公卿大臣都非常高傲，别人发言时不搭腔，突然出一句就切中要害，于是别人非常忌惮，害怕他超过了其他宰相。有意思的是，《宋史》中也有一句如此评价一个人：“同列论事上前，未尝力辨，但以一二语倾挤之。”遗憾的是，此句并非出自他的改革家朋友王安石的传记，而是《宋史 奸臣 秦桧传》。民间有一句俗语“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形容湖北人精明凶悍，这话最初其实是专指张居正这一个湖北人的，后来演变成对所有湖北人的戏称。其实我一直觉得湖北人挺实诚的，就因为出了张居正这么一个人物，居然把一个省的印象都改变了，可见这个人物得精明到什么程度！张居正本来就大权在握，这种阴恻深沉的风格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御史言官一向是明朝官场上最勇敢的热血青年，石亨、曹吉祥、刘瑾、严嵩都未曾让这个群体怕过，贪官奸臣们的恶行反而经常激起他们捍卫正义的一腔热血。然而这一次，似乎连他们都怕了，首相大人那种深不见底的彻骨奇寒，犹如凝聚态下的开尔文黑洞，任你几腔热血都能吸进来统统冰封。明朝官场两百余年，第一次出现了御史言官集体噤若寒蝉的局面。

种种因素缔造了张居正这个明朝历史上罕见的大独裁者，打破了大多权力制衡机制，中华帝国自唐宋以来八百年，第一次出现如此高度集权的巨头。那么一个大独裁者煞费苦心地揽权，会不会只是为了实现崇高理想，全心全意忠君为民，而丝毫不存半点私心，清正廉明，杜绝贪腐呢？其实历史上也不乏这种情况，比如诸葛亮、王安石、岳飞（在一定的范围内有绝对权力），所以也有人把张居正放在他们同列。诸葛亮、王安石、岳飞泉下有知，恐怕会气得活过来——张居正的贪腐程度只怕比严嵩亦不遑多让。

张居正入阁不久，就收到一笔重贿，刚刚退休的徐阶一口气给他送了三万两银子，目的很明确——徐家准备在松江大肆开捞，当然要先打点一下朝中重臣，好罩着点。徐阶和高拱关系不好，所以就找了张居正，结果此事被高拱察觉，声称要调查。张居正指天发誓，言辞激烈，于是高拱就算了。此事也堪称奇特，有贪腐的线索，指天发誓就能算了。其实从后来徐家的有恃无恐来看，朝中确实是打点到位了的。张居正自己也需要向别人送礼，主要是李太后和冯保。冯保是个太监，最爱金珠美玉，张居正在他身上下了血本，先后送给他黄金三万两、白银二十万两、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但冯保还不是普通的太监，而是太监中的艺术家，颇有才情，张居正经常为其搜罗名贵的琴、笔、扇，当然还少不了名家字画。严嵩曾得到一幅假的《清明上河图》，冯保却得到了真品，现存《清明上河图》上还有冯保的题跋。张居正送给冯保的贿赂中，艺术品这一个板块的价值就更难估量了。

张居正生活非常奢侈，对人居环境要求极高，他在北京稍微收敛，没有逾制建房，但他的家乡荆州府江陵县（今湖北省荆州市）是辽王驻地（本在辽东广宁，靖难之役后被太宗迁入内地），张居正看上了他的王府，居然用计构陷第八世辽王朱宪【火节】，以至被废藩，张居正趁机占了辽王府！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这座王府不久又归了明神宗第六子惠王朱常润，但张居正此举表露了他想在江陵有一座巨宅的心愿。很快就有人响应，地方官请张居正私人出钱，在江陵营造一座比辽王府更富丽堂皇的府第，资金不足的部分由地方**补足。张居正说怎么好意思让你们花那么多钱，而且这座大宅耗资十万两，江陵的财政根本无法负担嘛，我多出点吧，于是派锦衣卫去帮工，算他出的资。所谓帮工主要就是指帮当地**把赋税收上来，好投入到工程中，张阁老的老家一时“乡郡之膏尽矣”。见江陵县如此卖力，省领导怎甘落后，湖北布政使、巡抚、巡按御史纷纷规划给张居正建宅。张居正说房子太多我住哪儿？不如折现吧。不是开玩笑，真的是折现，领导们没有修，把建房成本折成现银送给了张居正。另外，有了大宅还得有大田，不让怎么叫封建地主阶级呢？张居正为相十年，兼并了良田八百万亩，是严嵩的几百倍，而且这还只是他本人名下的，他几个儿子的还没算。

既然有人给张居正修大宅，张居正也不忘给他的冯保好兄弟修一个，而且他修的还是一种很特殊的房子——生祠——给活菩萨修的祠堂。其实后世说张居正是改革家，我一直比较疑惑，王安石的改革措施诸如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免行法等均为他首创，但张居正的所谓改革措施诸如考成法、一条鞭法、清查土地等，都不是他的原创，很多是隋唐甚至先秦便有的古法，他真正创新发明的就是给太监建生祠，堪称治承刘瑾，政启魏忠贤。

除了贪钱，张居正还非常好色。其实张居正的英俊程度尚在张彩之上，有传闻称他就是靠惊人的修身俊颜才得到李太后的青睐。其实万历元年李太后也才27岁，正值风露年华，两人情投意合也可以理解。还有一些传闻称戚继光之所以深得张居正支持，就是因为善于向张居正进献美女和**。

其实说到这里，我们已经看出来了，张居正最像的前人恐怕不是王安石，而是张彩，三人的对比如表2所示。

特征值 对象

王安石 张彩 张居正

与太监勾结 √ √

向太监告密 √

适当规劝太监 √ √

相貌英俊 √ √

贪财 √ √

好色 √ √

生活奢侈享乐 √ √

死后还被清算 √ √

受皇帝提拔 √

当政时就受大量攻击 √ √

被罢官又复职 √

有过地方官经历 √ √

创新发明改革措施 √

官至极品甚至超惯例 √

死后不久王朝覆灭 √ √

表2 王安石、张彩、张居正情况对比

怎么看张居正和张彩之间的共同点也要比王安石多得多呀！甚至王安石和张彩之间的共同点都不比张居正少，因为这两位都没混到太师，张居正是明朝唯一一位混到太师的文官。《明史》称明朝有四位文官官至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但这四位中的前三位居然是李善长、徐达、常遇春，这三位显然是勋臣，不是文官，张居正就是有明三百年唯一一位官至正一品三公的文官，其余162位内阁大学士一律从一品少师到头。连朱寿也只能当威武大将军过过干瘾，张居正这是正儿八经把太师太傅给干了呀！这严格地说也是一种破坏政治规矩的做法，已经暗藏了张居正覆灭的引子，而他又作出了一项明朝讳莫如深的破坏规矩行为——科举舞弊，这不但为张居正本人的覆灭埋下祸根，也将大明王朝推向了快速灭亡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