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有人忍不住要问，宪宗朝宫斗如此剧烈，真正掌握政权的朝廷命官们呢？

答案非常令人泄气——他们全部做了缩头乌龟。

是的，一群没文化的宫女、太监操持权柄，斗得不亦乐乎，而饱读孔孟诗书，身负先贤圣训的这个群体，却全部做了缩头乌龟。这不得不说是一个令天下苍生寒心的局面。

宪宗朝的文官也不是完全没有抗争，每次宫女、宦官乱政之时，总还是有那么几位大人正义凛然地站出来，不过他们很快就会被斗倒。所以文官们最初还斗一斗，渐渐就老实了。客观地说，这一朝文官们的表现比一些真正的犬儒时代还是要好得多，但就宋明六百年的政治传统相对而言，宪宗朝就算是最差的一朝了。这个时代被贴上了一个“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的标签，来形容本应作为国家栋梁的宰相、尚书，却都如纸糊泥塑一般，眼睁睁看着宫女、太监们祸害天下，却没有半点屁用。

这九位大人分别是：内阁大学士万安、刘珝、刘吉，吏部尚书尹旻、户部尚书殷谦、礼部尚书周洪谟、兵部尚书张鹏、刑部尚书张蓥、工部尚书刘昭。

万安作为这个团体的带头人，早在登仕之初便确定了结交内宫的策略。万安早在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便中进士，有一位同事叫李泰，是宦官李永昌的侄子。李泰比万安小几个月，但万安以兄长事之，李泰非常高兴，每次推官都力推万安，并且通过李永昌的关系结交上了万贵妃。因为同姓，万安又自称是万贵妃的侄子，这让没有亲人的万贵妃也感到有几分心暖。从此，万安对宫中的动向掌握得一清二楚。明宪宗成化五年（1469年），万安以礼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开启了他十八年宰相生涯。

当时首相是彭时，次相是商辂，都还算是名臣，万安入阁后一言不发，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成化七年（1471年），天生异象，彗星犯太微，这种时候朝廷一般会趁机指出是天庭对人间的时政不满，君臣有什么过失，也是一个大家提意见的机会，是古代的一种舆论制度。当时不少人说过失就是君臣间隔，都被宫女、太监弄权，文官被晾在一边了。明宪宗召内阁评议，万安表示他不想去，彭时、商辂力求，他才勉强跟着一起去。结果去了万安又不说话，有个司礼监宦官看不下去，提醒他说两句。万安说：“第一次见皇上，不是很熟，别让我多嘴，他日再说。”结果他再也没跟皇上熟过，每次来都说这句。后来总算有一次万安主动说话了！当时彭时、商辂正与皇帝议事，都已经忘了他也在旁边。彭时说到有御史奏请削减京官俸禄，但这事儿不太好啦，皇上就别减了。明宪宗刚点了点头，万安突然跳出来，顿首高呼一声“万岁！”这是大臣觐见皇帝后告退的礼仪，相当于普通人拱手说一声“告辞”。彭时、商辂相视一眼，也只好叩头高呼万岁，三人一起告退。其实当时事情还没谈完，万阁老这声“万岁”不知是因为保住了薪水高兴得跳出来喊了一声“万岁”，还是真的告退，无论如何，这是一种相当不礼貌的行为。但万安发现这招很好使，于是经常在内阁问对时，先一言不发，想中断议事时就跳出喊一声“万岁”，大家也只好跟他一起告退，后来人们便笑称他为“万岁阁老”。久之明宪宗觉得简直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召内阁问对，皇帝和文官之间的隔阂更深。其他人都知道是万安造成的这种局面，但也拿他没办法。

其实万安还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洗屌相公”，这是据说万安曾向明宪宗进献**以邀宠。此事本是他和明宪宗之间的隐私，不过不小心让太子知道了。后来太子继位当了皇帝，故意把此事公开说出来，一时引为笑谈。万安好歹是个读书人，一张老脸挂不住，最终灰溜溜地辞职退休。

万安一共当了18年内阁大学士，其中10年为首相。除了几个笑话，基本没干过正事儿，说起来只有成化十八年（1482年）罢西厂一事，万安还算出了点力。不过这可能是万安和司礼监关系很铁，所以帮忙参与了一下司礼监和御马监的内斗，他也正是在这一年正名为华盖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首相），之前已经以谨身殿大学士（严格意义上的次相）代理首相四年了。所以这些人干事情，很难说没有目的。

纸糊三阁老的第二位刘珝，其实他被列入这个名单有点冤枉，因为他还算是个不错的文官，只是时局弄人，很无奈地被划入了这个小丑行列。

刘珝和万安同为正统十三年戊辰科进士，而且同考取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三年期满又都通过了散馆考试，授予翰林编修（正七品）。但两人性格差异很大，万安阴鸷，而刘珝疏阔。刘珝作为翰林侍读学士时，担当经筵讲师，“反覆开导，词气侃侃，闻者为悚。”大学士刘定之盛赞刘珝为讲官第一。成化十一年（1475年），首相彭时去世，刘珝以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入直文渊阁，排在他前面的是商辂和万安，后面则是刘吉。

刘珝其实比较符合传统士大夫的形象，入阁前后都多次直言进谏，得势的贪官梁芳、僧继晓、李孜省甚至王越都遭到过他的猛攻，还曾痛斥万安枉为宰相，负国无耻！但在一个全面腐化的背景下，他这种人反而容易陷入四面楚歌。这种人往往也很缺乏斗争经验。成化十三年（1477年）西厂初建时，商辂便率当时的内阁联合进谏，请罢西厂，刘珝义无反顾地参加了。而且商辂在向皇帝慷慨陈词时，另两位阁臣万安、刘吉默不作声，刘珝却在一旁慷慨泣下，可见还是很有血气的一个人。不过那一次明宪宗勉强同意罢西厂后一个月又重开，大家都遭到汪太监的报复，甚至商辂被排挤辞职，这犹如漫天冰霜浇在一腔热血之上，对刘珝打击极大，从此也不再直言进谏了。默默混了五年后，万安突然敏锐地察觉到汪直已失宠，于是邀刘珝一同奏请裁撤西厂。刘珝受过一次打击，哪里还肯再干这种傻事，坚决不同意。万安只好独名上奏，明宪宗接到奏章还很惊讶刘珝不是那么正直吗，这次怎么不出头了？万安眼珠一转，干脆说刘珝和汪直其实有勾结，明宪宗对刘珝的印象一落千丈。

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刘珝之子刘镃召妓狎饮（注意，当时嫖妓是合法的，只是不太雅），万安指示一个戏子赵宾作了一个三级片《刘公子曲》，非常污秽，另一头又指示教坊院（主管音乐的部门）奏称出了这么个大毒草。明宪宗大怒，手书一封切责刘珝，遣太监送给万安、刘吉两位阁臣先过目。万安、刘吉一见此信，假装大惊，还拼命为刘珝求情。一回头他们就去告诉刘珝：“你完蛋了，皇上已经决心罢免你了，不信你看这封信。你不如明天一早就主动请辞，免得被开除多丢脸。”其实明朝任免阁臣有一套很严格的程序，绝非皇帝说开就能开，明宪宗也只是向另两位阁臣表达一下对刘珝的气愤，还远远没到要罢免他的地步。但万安、刘吉拼命请求皇帝不要罢免刘珝，其实恰是在引导他动罢免这个念头。而且刘珝也确实经历了很多波折，已成惊弓之鸟，被万安、刘吉一吓，第二天真的请辞而去。

所以说，稍微清正点的人一旦入了这种大贪腐的背景环境，总是踩不准节奏，容易被贪官奸臣玩弄于股掌，被吓怕了更是心灰意冷，无所作为。不过刘珝好好的一个读书人，最终在历史上留下一个“纸糊阁老”的恶名，着实有几分冤。

非常巧的是，纸糊三阁老的第三位刘吉，也是正统十三年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编修，三个人其实都是同学，刘吉还和刘珝在成化十一年同年入阁。不过刘吉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安、倾轧刘珝的策略，阴险卑鄙的手段信手拈来。而且刘吉有一大特点——脸皮厚。明代非常流行弹劾，像刘吉这种人每天都能收到雪片似的弹章，但他毫不在意。你骂你的，我升我的官。于是人赠外号“刘棉花”，意思是弹棉花，这人像棉花一样，就是拿给你们弹的，越弹我还越顺了。

须知宋明的政治斗争很文明，文官之间的斗争一般不见血，就是互相弹劾，揭露对方的过失。宋明文官一律由科举进，都是饱读诗书的儒士，视名节重于性命，更遑论官位了，如果攻击到了痛处，很容易请辞而去，所以这种斗争方式就成了常规。但像刘棉花这样的庶吉士居然脸皮厚得突破了常规，也实属罕见。从另一个角度看，刘棉花受了这么多弹劾，赖着不滚也就算了，居然还能连续高升，可见整个大环境都已败坏。

但令人意外的是，随着改朝换代，刘吉居然发生了良性转折。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明宪宗驾崩，太子朱祐樘继位，史称明孝宗，改明年为弘治元年。明孝宗和汉文帝（刘恒）、宋仁宗（赵祯）一道被誉为中华帝国三大圣君，他一扫宪宗朝的黑暗弊政，大肆清理前朝佞幸，任用贤能，朝政为之一清，史称“弘治中兴”。明孝宗登基第一件事就是公布“洗屌相公”的丑事，让首辅万安灰溜溜滚蛋。继而万安的党羽彭华、尹直均被罢免，内阁只剩下刘吉一人。不久，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学士徐溥、礼部右侍郎兼翰林学士刘健递补入阁，位列刘吉之后。徐溥、刘健都是著名贤臣，“弘治中兴”的缔造者。刘吉何其敏锐，他立即知道风向变了，居然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

刘吉知道徐溥、刘健正直，只要他们直言进谏，刘吉都去跟着署个名。如果反响不错，刘吉便大肆吹嘘是他的建言，由此不断积累美名。弘治二年（1489年）春旱，明孝宗让儒臣撰写词章祈雨，刘吉居然义正辞严：“这不是李孜省这些妖人的老把戏吗？他们观察到月宿在毕，即将下雨时就奏请祈祷，应验了就邀宠。这个幸门一开，妖人们争相建言祈祷，邀宠召祸，就是这么来的！陛下让我写这祝文，我不敢奉诏！”明孝宗见他这么正直，于是作罢。后来，刘吉不但自己拒收礼品，一旦知道皇帝收了什么礼物，都要上疏请皇帝不要收，弄得明孝宗退了很多次礼。甚至国外的贡品刘吉也说不能收，吐鲁番（今属新疆）进贡了一只狮子，孝宗非常喜欢，令内阁颁赦嘉奖使者，并让宦官送去。刘吉又义正辞严：“他是朝贡国，送就送嘛，不需要这么优宠！”硬是不颁这道赦令，明孝宗也只好作罢。见皇帝服软，刘吉还来劲了，写了一篇宏论，论述养一只狮子要花多少多少钱，这是奢靡，要解决也很简单，把它饿死不就行了！刘吉还不断劝谏明孝宗减少宴请和游乐，还说：“如果有大臣援引宪宗朝典故想开宴乐，陛下要立即援引太祖太宗的典故斥退！”这既表明了他清正勤俭的品质，又和奢靡腐败的宪宗朝划清了界限。

其实刘棉花不是不怕弹，而是他富有应对弹劾的技巧。有些揭露他本质的弹劾他就坚决镇压，不惜屡兴大狱，而对于那些不痛不痒的弹劾，他就大展棉花本色，让你弹个够。对于气量狭小的人（比如明宪宗）他就阿谀谄媚，而对于气量宏大的人（比如明孝宗）他就义正辞严。这样既没被揭露本质，又体现了宽宏豁达、清正刚直的真儒风采。凭着这些技巧，刘吉很快重塑了他一代铮臣的形象，以谨身殿大学士代理首相四年后，于弘治四年（1491年）晋升为少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不过加衔、本官、差遣都到了极致后，刘吉似乎有点松劲，何况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大家还是渐渐想起了他当年的种种恶行。第二年，明孝宗将刘吉劝退。

至此，“纸糊三阁老”终于全部退场，其实这三人很有代表性，《明史》称“安贪狡，吉阴刻，珝稍优。”万安是真正的奸臣，一开始就明确了紧跟万贵妃和诸阉的路线。刘珝本来是还不错的清官，但战斗意志不强，遭受打击后有点自暴自弃，成了随大流的混子，这也是大环境埋没人才的无奈。最有意思的是刘吉这个狡猾的墙头草，贪官奸臣得势时，他卖力地整人，一旦发现风头变了，摇身一变又成了一代能臣。其实他们也代表了当时官场上大多数人的状态，极端的忠臣和贪官毕竟都是少数，大部分人所表现出来的品性是可以随着环境而改变的。

至于“泥塑六尚书”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一则公卿毕竟没有宰相重要，内阁有“洗屌相公”“棉花阁老”卖力表演，他们又能怎样呢？二则其实他们好像也算不得大奸大恶，像刘珝那种随大流的混子居多。不过六尚书中唯有一位值得一提，便是兵部尚书张鹏。这个张鹏并非别人，正是前文所说，明英宗天顺元年配合杨瑄召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时的那位掌道御史张鹏。

张鹏任兵部尚书的时间其实也不长，从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至二十一年（1485年）闰四月退休，前后三年而已，便被很不幸地扫进了“泥塑六尚书”这个笑柄组合。张鹏是景泰二年（1451年）辛未科进士，初为御史，颇为正直，第一封上疏便是劝诫皇帝不要收礼，并说：“用利益事奉君主，应该是臣子的大忌。每逢节庆，臣子们进奉那么多财物，若非贪污受贿，哪来这么多余财？而且天下都是皇上的，要这些钱干什么呢？建议把这些都停掉，以塞奔走谄媚之途。”景泰帝采纳了他的意见，张鹏一时声名鹊起。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杨瑄召集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张鹏时任都察院掌道御史，顿时热血沸腾，召集了全部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出劾。结果御史们一败涂地，被石亨全灭。杨瑄、张鹏遭罪最惨，最初被判死刑，后改流放辽东充军。直到明宪宗登基，众臣纷纷举荐英雄复官，并很快越级提拔为福建按察使，张鹏才咸鱼翻身。监察御史是正七品，按察使是正三品，这么多年苦还是没白受。不过很显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张鹏的心理素质变化很大。《明史》称张鹏“初为御史，刚直尚气节，有盛名。后扬历中外，惟事安静。阁臣万安、刘吉辈专营私，鹏循职而已，不能有所匡救。”

好一个“惟事安静”，就是因为这四个字，曾经的热血青年张鹏也被划入了“泥塑六尚书”的行列。表面上看当兵部尚书后张鹏也还建言不少，有一次汪直镇守大同时怀疑蒙古将大举入侵，向京师请发援兵，张鹏力谏不可，敢于正面驳斥汪直的意见。但事实上他的建言仅限于军事专业领域，在谏言得失方面便噤若寒蝉了，御史本色磨灭殆尽。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张鹏又遇到了比当年更大的阵仗——首相商辂召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合弹劾明宪宗滥授传奉官，身为兵部尚书，张鹏只好跟随。不过这一次他韬光养晦，只以九卿之一凑了个角色，并没有像上次那样跳到最前。但是既然身居高位，就应该肩负重责，身为一介儒生，孔孟先师的圣贤教诲不知张鹏还记得几分？明宪宗见反对意见这么强烈，也只好同意清理传奉官，让吏部清理传奉文职，兵部清理传奉武职，分别清出五百余名和八百余名。然而在最终确定清退名单时，张鹏却畏缩了，他知道这些都是某些当权太监的爪牙，不敢得罪。最终，朝廷清退了五百余名传奉文职，八百余名传奉武职却全都留任。

内阁九卿六科十三道联名出劾，如此气势恢弘的大战役，推进到最后一步居然搞成了烂尾工程？官员们的气愤可想而知，这次大家都将恨意积往了临阵退缩的张鹏。不久又有一位奸民章瑾通过进献珍宝，让太监说服明宪宗授其为锦衣卫镇抚使（从四品武职），让兵部拟诏。本来这不合规制，内阁驳回了兵部的这道奏疏。但张鹏知道章瑾已经获得了明宪宗许可，于是不顾各方阻力大力举荐。这下张鹏彻底引爆众怒，大家确定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力敌石亨、曹吉祥的刚直御史了，弹章如暴雨般砸向他的头上，张鹏狼狈辞官回家。

说实话，张鹏的人生有那么几分悲凉，但他这种人生态度的转变其实也容易理解。一来张鹏被石亨那一次整怕了，宪宗朝又不断出现宦官佞幸打击朝臣的情况，更是令他心悸不已；二来也不得不说恐怕是对朝廷的心冷，周太后、明宪宗你们既然能公然漠视礼法，又凭什么要求儒臣始终保持一颗向圣之心呢？张鹏可以说是丧失了理想信念，从胸怀天下的正气大侠堕落为卑猥犬儒的典型。张鹏这种经历又岂非大多数人的共同写照？出淤泥而不染其实也是有条件的，淤泥太强大时，谁还想守身如玉地破出淤泥，那就只能被淤泥淹没。在那个泥沙俱下的时代，能活下来的，只能是和光同尘的剩余物。而像张鹏这样曾经刚直的人，受到打击后心态发生逆转，其前后的对比更加令人不忍直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恶名当然也不是冤枉他们，但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人品问题，更多是那个时代的悲哀。或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在一个好时代，哪怕就晚生二十年，生在“弘治中兴”之中，就能成为万千直臣中的一员，以直臣能吏之名留于青史。比如泥塑六尚书中的礼部尚书周洪谟，其实是明中叶一位杰出的学术大家，他在弥留之际还在病榻之上写就了著名的《安中国定四夷十事》，可见是心忧庙堂的，但他在宪宗朝却断无施展的空间，只能与另外八位互相作陪，无奈地看着各自的名字被记入纸糊泥塑这个可笑的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