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团彻底倒台后，于谦被冤杀的真相也终于大白于天下，不过明英宗却羞于正面承认自己的错误。直到天顺八年（1464年），明英宗驾崩，皇太子朱见深（原名朱见濬）继位，改明年为成化元年，史称明宪宗，宪宗朝之后明廷才展开大规模悼念于谦的活动。

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年），朝廷追赠于谦为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明神宗万历十八年（1590年）又改忠肃。于谦被杀后，葬于故乡杭州西湖畔，与宋代民族英雄岳飞的祠堂隔湖相望。西湖一向以妩媚秀丽著称，但其实这座充满女性气质的名湖，却长眠着岳飞、于谦这两位伟大的民族英雄。正是在这种伟大精神的感召下，一代代仁人志士为人间的爱与正义，抛头颅、洒热血，毫不怜惜一身之命。明末抗清英雄张煌言是杭州邻近的鄞县（今浙江宁波）人，很小时到西湖游历，便写下了这首七绝：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

岳少保同于少保，南高峰对北高峰。

立志要以岳飞、于谦为师，挽救明末危局，报效国家。最终，张煌言被清军杀害，也归葬于西子湖畔，与岳飞、于谦两位心中的老师并称为“西湖三杰”。之后，更有章太炎、秋瑾等无数烈士选择魂归西湖，为这杨柳依依的宁静湖面平添了无数悲壮浩然的气息。清代诗人袁枚写下这首七绝：

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

赖有于岳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

是啊！西湖最初并非以美景闻名，恰是因为有这么多民族英雄魂归于此，才引起无数仁人志士的追思，慕名前来，成为世间第一名湖。后人在太平盛世欣赏西湖秀丽美景的同时，一定不能忘记有那么多伟人将碧血忠骨葬在这绿水青山之间。

然而，当我们将目光回转，却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哪怕是于谦这么伟大的民族英雄，在当时的贪官污吏眼中，也不过是妨碍他们敛财的障碍，必除之而后快。贪官只见眼前利，名垂青史有何虑。从于谦和三人团的起落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贪与廉的斗争中，廉洁的一方其实弱点非常明显。廉洁的人往往也很刚直，刚者易折，于谦、王文、杨瑄等人常常在斗争一开始就被贪官察觉，继而被贪官用计肉体消灭，又遑论获胜呢？

于谦从小以文天祥为偶像，做了一个文天祥的小像放在书桌上，平时最爱以手抚膺，长叹：“这一腔热血，洒往何处？”确实是个热血好男儿。他那首著名的《石灰吟》更是很好地体现了他对于生死正义的人生观：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正是这种大公无私又热血刚直的性格，才能促使他面对被俘的皇帝，毫无犹豫地射出那一炮。这种性格的官员可以为了天下苍生和人间正义丝毫不顾自身安危，所以受万世传颂。但这样的性格面对狡诈的贪官，却是巨大的破绽。明英宗在万分犹豫中，最终还是同意了杀于谦，而类似情况下，却多次宽宥石亨、曹吉祥。究其心理原因并不复杂，于谦射向他的那一炮，多少有些让他心寒，而石亨、曹吉祥却为他夺门复位，平时也善于谄媚，多么温暖人心啊！这是人性使然，石亨、曹吉祥这些贪官奸臣很善于把握、引导、利用这种人性，于谦这种人却一心只以儒家圣训为处事原则，疏于揣摩现实中的人性，这在官场斗争中必然处于严重下风。杨瑄那种不留底牌的打法，多少也是和于谦有着儒家士子共通的缺陷——在善良的人看来是优秀品质，在贪官看来却是可以击溃的破绽。清正的人认为自己高居天理正义，理直气壮，就凭一腔热血便可将一切贪腐恶疾熔断，不屑于勾心斗角。但现实却并非如此，贪廉之间的斗争，比徐达和察罕帖木儿之间的铁马金戈更加动人心魄，也更加复杂微妙，是非常需要技巧的，但清官往往比贪官更缺乏这种技巧，而且于谦恰好处于一个历史上清官最最缺乏斗争技巧的一个时代。

说句更难面对的话，明太祖铁腕肃贪使贪腐陷入了一个低谷，但同时也使反贪的一方也落入了一个长期无战事的荒芜期，这和国无战事，武备废弛是一个道理。杨瑄等人的稚嫩程度在反贪史上也是罕见的，御史们太久没有经历过实战的锻炼了。而作为文官的精神领袖，于谦其实也并未有意识、有技巧地率领官员们向贪官做坚决的斗争。

相比之下，李贤扳倒石亨的做法倒是显得成熟很多，吴瑾在这方面似乎也略有心得，而真正向贪官进攻最猛的恰恰又是逯杲这种从贪官阵营中叛逃过来的奸臣，可能他更了解奸臣的世界，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周星驰喜剧电影《九品芝麻官：白面包青天》中的一句经典台词：“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不然怎么斗得过贪官？”虽是周氏无厘头喜剧，但也有几分道理。然而这个道理却也没有多大用，因为清官就是少有奸人，这本身就是不兼容的两种品质，强行要求清官还很奸猾，或者反过来说，要求一个奸徒当清官，这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这也是贪腐这个慢性病在人类社会始终难以根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于谦和三人团的贪廉斗争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一点，那就是贪官喜欢结党营私，清官却往往各自为战，互不配合。明英宗曾派人用计离间石亨、曹吉祥，但二人很容易就看穿是离间计，跑到皇帝面前痛哭，结果把明英宗自己弄得来很愧疚，负责为英宗实施离间计的代理宰相岳正反而受到责罚。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弹劾石亨、曹吉祥的义举值得敬佩，但不得不说太缺乏斗争经验。既然察觉到这两个大贪官之间有了裂痕，那就应该想办法制造机会，让他们的裂痕越来越大，直到两人互相撕咬，遍体鳞伤，甚至咬死了其中一个，再将另一个一举拿下。而杨瑄等人的做法却是在这个时候向他们同时宣战，这不是促成他们重新团结吗？事实上石亨和曹吉祥确实也曾出现过利害冲突，但只要一面临危险，很容易捐弃前嫌，重新紧密勾结起来。清官虽然价值取向趋同，却遵循儒家“君子和而不同，群而不党”的理念，一般不会勾结。贪官之间没有真情实意，却有共同利益，而且是不法利益，所以必须紧密抱团，这也是清官不如贪官战斗力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当然，在封建王朝，皇帝往往是贪廉斗争的最终裁决者。从自身利益出发，这天下是皇帝的家产，他当然不愿意贪官贪污他自家的钱。但昏君何其之多，很多时候贪官贪了他家的钱他还帮着数。明英宗算不算一个大昏君？其实也未必，很多人说他有些软弱，这也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明英宗的真正问题还是在于夺门复位这个硬伤，他和明太祖相比，最大的差距不是缺乏果敢决绝的性格，而是他得国不正，至少比太祖差远了。明英宗是通过夺门这样的政变夺回皇位，靠的是一帮野心勃勃之徒为他拼命夺回来的（至少当时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亏欠石亨、曹吉祥很多，必须在贪腐这种“小事”上给予补偿，所以面对贪官的步步进逼，他一再退让，甚至牺牲了于谦、王文、杨瑄这么多忠良。

所以，要和贪腐这样的恶魔作斗争，首先要自身正才有底气。于谦刚者易折，但他至少做了斗争，不幸的是，最高皇位上却坐着一个来路不那么纯粹的人，需要时时向贪官污吏服软，所以贪腐一方能够一度逞凶狂，甚至碾碎了于谦这么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大明王朝的官场风气不可避免走向庸俗的一个重要转折。明太祖攒下的清廉遗产至此可以宣布耗尽，慢性病魔已经恢复了活力。尽管石亨、徐有贞、曹吉祥三人团最终覆灭，但病灶已经重新发育完善，他们的后辈已经迫不及待地要来畅快享用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