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有了夺门大功，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人仕途大畅。石亨封忠国公，加太子太师，佩镇朔大将军印，提督团营（京师三大营改编的陆军主力），总揽军权。徐有贞封武功伯、兵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内阁大学士有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的秩序，但不一定满员，在职阁员中排名相对最前的即为首席辅政大学士，华盖殿大学士若在职则为名符其实的首相）、世袭锦衣卫指挥使。曹吉祥则由景泰朝的冷宫老太监重用为司礼监掌印太监，成为大公公（也有一些考证认为他因不识字，其实没正式当过司礼监掌印太监）。三人分别成为武将、文臣、宦官三大系统的大佬。这些人一朝得逞，很快暴露了可怕的嘴脸。

当时和石亨一起戴罪立功的将领很多，军中资望尚在石亨之上的当属杨洪。杨洪的祖父杨政是随太祖开国的功臣，官封汉中百户。其父杨璟则随太宗靖难，壮烈牺牲。太宗登基后对杨家礼遇甚厚，让杨洪世袭父祖军职，杨洪也不负众望，屡立战功。尤其是永乐八年（1410年）明太宗亲征漠北，追至蒙古人的圣河斡难河畔，本雅失里大汗背水一战，杨洪搏杀陷阵，打得本雅失里仅率七骑逃遁。一生跨断大漠汪洋，令全球人类罔不臣妾的绝世战神永乐大帝也不由得感叹杨洪“将才也！”，专门记下其名，以待擢用。宣德年间，杨洪镇守开平（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曾是元朝旧都），独当一面，多次大败鞑靼、瓦剌，甚至立下过生擒平章（宰相）脱脱的大功。客观地说，杨洪算得上永宣之后，直到戚继光出现之前明军百年间头号名将。土木堡之变爆发时，朝廷急需将才，首相陈循便表示，当世名将，数杨洪第一，石亨第二，杨洪之子杨俊第三。

不过在土木堡之变中，杨洪的表现非常令人生疑。当时他作为宣府总兵，与大同总兵石亨构成宣大防御体系，是北京以西长城防御体系的主体。但在明英宗来回奔走，甚至被也先追击的过程中，两人均未及时出援，石亨出兵去为明英宗断后，却一触即溃，杨洪则干脆根本没出现过。很多人指出杨洪久在边关，与蒙古人私交甚厚，此战必有密谋。不过于谦用人不疑，还是重用了杨洪、石亨等将，他们也知耻而后勇，痛击瓦剌，立下不世之功。战后封赏，杨洪封昌平侯，仍佩镇朔大将军印，宣府总兵官；其子杨俊任右都督、游击将军、提督三千营；侄杨能封武强伯、都督佥事、总领神机营；侄杨伦任羽林亲军都指挥使；侄杨信封彰武伯，佩征虏副将军印，延绥总兵官，镇守延绥镇（今陕西延安、绥德，长城防御体系西段核心），后接替其兄杨俊提督三千营。

京师三大营是明军的陆军主力，其中，五军营约为二十五万步兵（含御前仪仗），三千营是十万骑兵，神机营是五十万火器部队。土木堡之变后瓜分势力，石亨在徐有贞、曹吉祥的支持下牢牢抓住了五军营虎符，而杨洪家族则瓜分了三千营、神机营以及九边重镇中的宣府、延绥等镇，甚至还染指了作为御前禁卫的羽林卫，一时如日中天。

然而日中则昃，杨家将的势力其实已经到头。景泰二年（1450年），杨洪上书称自己一门父子官居极品，手握重兵，威望太满难以自居，请求就此退休，并将子侄调往其它军镇。这既可能是杨洪内心真实想法，也不排除是受到石亨排挤，自忖斗不过背后站有徐有贞、曹吉祥的石亨，所以主动下野。总之，不久杨洪病卒，继而其子杨杰也病卒，杨俊则打了败仗，又被人落井下石，告发他盗卖军储，被论死，最终夺爵免死。杨家将的势力渐渐淡去，石亨总算在军中一手遮天。

石亨能压倒杨洪，并非因为在军中的资望，而是因为夺门这个成功的策划，更因和徐有贞、曹吉祥结成了强大的政治利益同盟。其实从杨洪的主动请辞来看，此人尚有一定底线，至少不是一个为了私利而不顾一切的人。但这种人主动退缩，恰恰会在贪廉剧斗中给没有底线的丧心病狂之徒留出空间，失去了杨洪的制衡，石亨更加肆无忌惮。夺门之变后，石亨将亲戚五十余人冒充锦衣卫领功，部曲以夺门之功得官者竟有四千多人！明英宗知道肯定有很多是冒功，但念及石亨的拥立大功，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认了。

石亨见明英宗这么配合，更加高兴，开始大肆驱逐非嫡系官员，代之以嫡系，将一大批五品郎中越级提拔为侍郎（正三品）甚至尚书（正二品）。那么，在贪官的团队中，谁是嫡系呢？当然就是肯贪污、善贿赂的人了。石亨超擢官吏的标准就是谁给他送钱多，就表明谁对他忠诚，他就大力提拔。当时朝野流言“朱三千，龙八百”，暗讽郎中朱铨、龙文分别以三千两、八百两的贿赂求得兵部侍郎和南京工部侍郎之职的丑事。这其实是石亨故意泄露出来的市场指导价，向大家公示求什么样的官需要付多少钱。有了明码标价，卖官的生意当然更好，不过卖官所得的收入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买官者自然便成了自己人，贪官往往就是以这种形式吸引贪婪之辈加盟，打造一个贪腐的团队。

石亨这样做自然会引起监察系统的攻击，尤其是石亨和曹吉祥多次公开占夺民田，频遭御史弹劾。而石亨、曹吉祥经常想出一些奸计，能蒙蔽明英宗一时，御诏发到六部却经常遭六科给事中驳回，他们和监察系统的对立越来越严重。不过他们毕竟是夺门功臣，御史们也很清楚恐怕他们比于谦更难扳倒，谁也不敢轻易发难。不过随着利益越来越多，石亨、曹吉祥也时不时出现一些小冲突。这些人唯利是图，无真情可讲，利益面前该撕就撕，这让一些常怀扳倒两大贪官之心的御史觉得看到了机会。

监察御史杨瑄便认为这两人已经分裂，可趁机一并扳倒，于是找掌道御史张鹏商议，准备联名出劾。都察院的长官是都御史，其下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共110员，每道10员左右，其中一位执掌日常事务的称掌道御史，相当于都察院的十三位中层干部。张鹏听说要弹劾石亨、曹吉祥，非常激动，表示愿意出面召集全部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名出劾！张鹏把这个消息一传到都察院，整个宪台都沸腾了，十三道掌道御史纷纷表示愿意联名出劾，另有刘泰、魏翰、康骥等三位监察御史也参与了这次行动。不过这些人做事并不机密，事先就被石亨知道了。一得到这个消息，石亨和曹吉祥立即捐弃前嫌，重新紧密勾结。二人连夜商量了对策，跑到明英宗面前哭诉，诬称张鹏是景泰帝亲信宦官张永之侄，张永被他们所杀，所以张鹏现在要给张永报仇，并指出张鹏会以哪些哪些罪名来诬蔑自己。第二天，杨瑄、张鹏等人的联名弹章送呈御前，明英宗一看，果然和石亨、曹吉祥所说相符，勃然大怒，将联名出劾的御史们全部下狱，并且严刑拷打，逼他们供出主使。但试想这些御史明知石亨、曹吉祥是夺门功臣，还要联名出劾，显然是出于一片公心，何来主使？于是曹吉祥便又在皇帝耳边暗示，十三道掌道御史齐刷刷出动，这必是都察院长官主谋无疑，于是明英宗下诏将左都御史耿九畴、右都御史罗绮也下狱配合调查。最终，杨瑄、张鹏被判死刑，其余均被流放充军。

石亨和曹吉祥一举荡平了都察院的中高层，又趁势提出，监察御史负责纠劾官员法纪，给事中负责监督御诏在六部的执行情况并把持舆论，必须老成持重，所以必须30岁以上的官员才能担当，以下的一律调离。其实隋唐设立御史言官的制度，初衷就是考虑到一些初涉官场的年轻人和高层较少利益感情纠葛，才能更客观公正地监督高层，这个设计非常巧妙，所以一直沿用至明。未料明英宗对他们听之任之，竟然同意打破这个中华帝国隋唐以来上千年的政治传统。吏部尚书王翱也已经投奔了他们的阵营，王翱经过核查筛选出何玘等13名给事中调任州判官（市委秘书长）、吴祯等23名监察御史调为知县（县委书记），逐出北京的核心权力关键环节。

从都御史到十三道掌道御史，从30岁以下的年轻御史到给事中，数日之内，石亨、曹吉祥竟将都察院和六科给事中这整个监察系统涤荡一空！监察系统历来是惩治贪官的主力，贪廉斗争中，就算不利，也只是让贪官漏网，最多有少量监察官个人遭到打击报复，但放眼二十四史，又何来整个监察系统被贪官一举全歼之例？此役堪称贪官对监察系统最酷烈的一场歼灭战。再考虑到之前已经将于谦、王文等更高级别的清官扳倒，不知石亨、曹吉祥会不会私下举办一个仪式，酹酒祈告被太祖镇压的万千贪官：前辈们，大仇得报了！

全歼了监察系统后，石亨、曹吉祥开启了一个愉快的贪腐盛世。石亨掌陆军主力，曹吉祥掌宫廷禁军，超过一半的将帅都出自两人门下。两人还豢养私人武装数万人，“都人侧目”。不过更本质的权力和利益还在于行政系统，明朝有一套严格的文官体系，主要行政权力掌握在文官手中，而文官又都由科举考试产生，不像武将和太监那样全凭长官提拔，这样就很难形成称心如意的团队。本来石亨、曹吉祥和徐有贞结成紧密同盟，文官这条线应该由徐有贞来负责，但令石亨、曹吉祥恼火的是，夺门大功告成后，徐有贞却有了不同的想法。

这是文官和武将、太监必然的隔阂。

毫无疑问，徐有贞与武将、太监结盟，策划夺门之变，冤杀民族英雄于谦，是一个千古罪人，但客观地说，他毕竟是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饱读圣贤诗书的儒士，他做人的底线还是与石亨、曹吉祥这两个斗大字不识一箩筐的大老粗不同。徐有贞与武将、太监结盟，搞一连串阴谋诡计，目的更多的是晋升揽权，但他揽权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于实现人生价值，而并非简单的捞钱。徐有贞曾与门客饮酒，醉里问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当宰相？”门客说不知。徐有贞便道：“左边堆数十万黄金耀眼，右边杀人盈血满地，还能目不转睛，这样的人才是真宰相。”颇有点煮酒论英雄之态，也可见其价值追求并不在钱财上，所以在揽权之前他们三人的目标是一致的，走上权力巅峰后便出现了严重分歧。

首先，曹吉祥举荐了很多才德不堪的官员，明英宗知道这是他收受贿赂的结果，但碍于他有夺门之功，不便驳斥，于是悄悄让内阁帮忙抑制一下曹吉祥这种行为。敏锐的曹吉祥很快就察觉到内阁在抑制自己贪污弄权，很不高兴。不管是徐有贞还是其他阁员所为，你徐有贞作为内阁首相，为什么不为三人团攉取利益？这已经让三人团出现了严重裂痕。

其次，石亨、曹吉祥放纵部曲强占民田，这是贪官以不法之利拉拢不法之徒的惯用伎俩，但徐有贞作为帝国首相，深知这是动摇大明王朝统治基础的恶行，非常反对。但石亨这种粗人却只看到眼前利益，哪里考虑那么长远，反而认为徐有贞连这点小利都阻止，不是自己人了！

更严重的分歧则是石亨提议用武将当巡抚，这就彻底突破徐有贞的底线了。明朝的巡抚惯例由朝廷派出侍郎或副都御史兼任，从未有武将担任巡抚之例（明清六百年都没有）。这实质上也是石亨染指不了行政财经大权，于是想用麾下武官来侵夺文官的权力，将其利益攉到自己盘子里的做法。这既是撕破脸和徐有贞甚至整个文官队伍争权，也严重违背宋明以来中华帝国形成已久的政治规制甚至可以说是社会形态。此人一朝得志，竟忘乎所以到如此地步！

于是徐有贞和石亨、曹吉祥二人便渐行渐远，常微言二人有贪腐行径。在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合弹劾石亨、曹吉祥的大案中，徐有贞虽未直接参与，但已经比较明显地站到了石亨、曹吉祥的对立面。杨瑄最初以个人名义上疏弹劾石亨、曹吉祥不法行径时，明英宗曾召内阁奏对，评议此弹劾是否属实，徐有贞与李贤等阁员一致回答属实。明英宗下诏褒奖杨瑄，所以才会让杨瑄信心爆棚，发起了联名出劾的大案。这也让石亨、曹吉祥认定徐有贞已经与他们决裂，决心整治这个叛徒。

构陷奸臣和构陷忠臣其实也没有本质区别，用的手段也差不太多。明英宗当时正宠信徐有贞，常屏退左右与其密谈。曹吉祥便让小太监窃听二人谈话，然后再故意把听到的内容泄露给英宗。明英宗见自己与宰相的密谈竟然让第三者知道了，非常惊讶，忙问曹吉祥从何听得此语！曹吉祥装作满不在乎地回答：“听徐有贞说的啊，他又不是只告诉了我一个人，满大街都知道啊。”于是明英宗便觉得徐有贞这人并不可靠，从此不再与其商谈秘事，逐渐疏远。而在杨瑄召集十三道掌道御史联合弹劾的大案中，石亨、曹吉祥博取了明英宗的信任，获得最终胜利，又趁机向英宗进言，称此事是内阁在幕后指使。明英宗本来就对徐有贞有所不满，此时怒气外泄，将徐有贞也逮捕下狱。徐有贞当初谗杀于谦的罪行始终深埋在很多人心底，此时岂有不爆发出来的道理，很多人纷纷弹劾他“图擅威权，排斥勋旧”，这还真不是诬陷，但明英宗念及夺门之功，没有重罚，只是将其贬为广东参政。

不过得罪了石亨、曹吉祥哪来那么容易脱身。徐有贞刚刚出发去广东赴任，石亨便投递了一些埋怨明英宗的匿名书信，称是徐有贞指使门客所写。明英宗大怒，派人在德州（今山东德州，南距北京325公里）追及徐有贞，重新逮回诏狱。但此事查无实据，最终面临无罪释放。石亨又进谏：“徐有贞封爵时，自撰诰券辞文，其中有‘缵禹成功’之句，而且他还选择当年曹操的封邑武功县为封邑。大禹曾受禅称帝，曹操也开创基业。他这是以大禹、曹操自比，有反心呐！”刑部侍郎刘广衡据此以谋逆罪名起诉，要求判决徐有贞弃市。不过这显然是文字狱做法，大理寺没有做出死刑判决。明英宗也明白这是夸大其词，最终将徐有贞贬为庶民，流放金齿（今云南保山，当时系傣族聚居区，属蛮荒之地）。

明宪宗成化元年（1465年），明宪宗（朱见深）全面平反夺门之变后的一系列政治斗争，徐有贞恢复官身，但赋闲在吴县（今江苏苏州）家中。不过徐有贞依然胸怀大志，常夜观天象，发现将星转移到吴县上空，并通过精湛的星相学计算出当地马上会出现一位进士出身的儒将，被免官后复出带兵，立下大功。这显然就是他自己了，于是非常高兴，勤练武艺，准备以战功起复。结果不久同乡的一位进士韩雍免官复出，历任大理少卿、兵部侍郎后，成化元年以右佥都御史之职督军前往镇压大藤峡瑶民叛乱（主要在今广西中部），俘杀首领侯大苟，后升为左副都御史，提督两广军务，在两广继续镇压叛乱，屡立战功。徐有贞才知天象指的是别人，黯然扔掉铁鞭。事实上，徐有贞主要还是因为谗杀于谦，得罪的人太多，所以得不到起复，最终老死在家。

客观地说，徐有贞这人才华横溢，而且志向非常高远，属于典型的有才无德，但也不是绝对没有底线。徐有贞是“吴门书派”的创始人，诗词、书法都冠绝当时，唐伯虎、祝枝山、文徵明等名家均出自其门下。同时徐有贞还是一位优秀的水利科学家，最早进行了多孔泄流实验，证明了多个小孔泄流比同横截面积的单个大孔泄流速度更快的重要定律，比美国流体力学专家汉弥顿·史密斯（Hamitton Smith）早四百年。而在其刚改名徐有贞后，负责治理黄河水患，立下大功，数年间便由右谕德（从五品）晋升为宰相（正二品），更可见其不世出的理政治国才能。只可惜此人心术不端，为求晋升揽权过于不择手段，甚至谗杀伟大的民族英雄于谦，最终黯然被贬，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代奸臣的恶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