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地说，“明初四大案”中第一案——胡惟庸案，并不是一个典型的贪腐案，史家更多地将此案解读为明太祖为了集权而与官僚集团展开的政治斗争。但其实在此案中胡惟庸及其党羽也隐约暴露了一些贪腐问题，而且他们结党争权，目的还不就是为了营私，只不过还没来得及走到大规模敛财那一步就被皇帝给镇压了而已。所以，胡惟庸案也可以说是明太祖铁腕治贪的一个热身。

胡惟庸此人其实在开国战争中并无突出表现，一直在后方担任主簿、知县之类的地方小官，从未立过战功，甚至史料都无法考证他的出生年份。但胡惟庸是个很善于钻营的猾吏，而且确实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能力，更重要的是抱上了濠州（今安徽凤阳）老乡李善长的大腿。

李善长被明太祖誉为开国第一功臣，甚至在战神徐达之上。明初以中书省为中央**，理论上长官应是中书令，但实际上未实授，而由左右丞相共同主持工作，首任左丞相便是李善长，徐达屈居右丞相。事实上徐达还要兼征虏大将军（明军总司令），长期驻扎在北平（后来的北京）与北元（蒙古流窜回到草原的残余小政权）作战，极少干预朝政，所以明初几年都相当于是李善长独相，在明廷地位超然。李善长更将胡惟庸引为朋党，纠集一些淮西籍贯的官员，形成所谓的淮西乡党，与另一位宠臣刘基（刘伯温）的浙东乡党进行政治斗争。这便是胡惟庸的拿手好戏了，他很快斗倒了浙东乡党，自己也在李善长的一力举荐下平步青云。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大明首席开国元勋——太师、韩国公、中书左丞相李善长退休。但贪权恋栈的李善长是典型的退而不休，他退休前极力举荐胡惟庸出任中书右丞。右丞是右丞相的副职，是中书省的次级领导。李善长也一直利用自身的巨大影响力，从人际关系层面干预朝政，与胡惟庸形成前后台配合。洪武五年，徐达率军北征蒙古，不料兵败，伤亡数万。虽然明太祖念其功高，未加责罚，但徐达本人坚决辞去了中书左丞相之职，留在北平专心治军。不过中书右丞相汪广洋资历较浅，再加上李善长极力反对，未能递补为左丞相，仅以右丞相身份主持工作。而李善长、胡惟庸暗中勾结，挑起汪广洋和中书左丞杨宪（浙东人士）的斗争，两败俱伤，最后杨宪被杀，汪广洋被贬为广东参政（副省长），胡惟庸则顺利晋为右丞相，虽然暂未官至左相，但实为独相。洪武十年（1377年）七月，胡惟庸终于正名为左丞相，但明太祖又召回了汪广洋重为右丞相，想对他形成一定程度的牵制。不过此时的汪广洋已经对官场心灰意冷，重回中书省却终日沉湎酒色，不理政事，所以，从洪武五年至十三年，实质上一直是胡惟庸独秉中书，并且始终得到李善长的幕后支持，炙手可热。

在这漫长的专权过程中，胡惟庸少不了官场上的阴谋诡计，他最常用的手法正是以小利诱人，召集一帮心怀不轨的贪官污吏聚拢在自己身边，形成团伙势力，对忠臣良将进行打击倾轧，从而实现团伙利益。尤其是一些为明朝的建立立过战功，但明朝建立后不适应法治的武夫，他们在因不守法纪而受朝廷责罚后，不认为是正当的法纪惩处，却认为是失去了皇帝的宠信，惧而向胡惟庸求助，所谓求助的方式无非就是贿赂金帛骏马、奇珍异宝。胡惟庸大肆收受，并将他们都引为朋党。

其实这类人中不乏真正的开国功勋，比如吉安侯陆仲亨，明朝建立前曾任朱元璋麾下左翼统军元帅，攻克过太平（今安徽当涂）、集庆（即南京）等重镇，并且是最终战胜陈友谅的主要将领。明朝建立后有一次陆仲亨从陕西回南京，擅自使用了沿途驿站的车马。驿站是明朝的公共运输体系，陆仲亨本身有朝廷配给的官车，但他可能嫌不够舒服，想坐四匹马拉的大车，便从驿站中取了货车改装成座车，并用驿站的马拉着跑。明太祖知道后大怒，痛斥他：“战乱之后人民刚刚复业，驿民买马何其艰难。如果大家都像你这样，人民就是将子女全部卖掉，也不能供给！”罚他到代县去当警长，追捕盗贼。另一个类似的是平凉侯费聚，明朝建立前曾率军攻打张士诚、方国珍，并攻克西安，明朝建立后又率军平定大理，战功犹在陆仲亨之上。但明朝建立后费聚便生活奢靡，遭到明太祖责骂。这些人一旦遭到皇帝的责骂，便认为自己失去了宠信，并且见识了皇帝亲斩胡三舍的果决，惶惶不安，很容易聚在胡惟庸身边。胡惟庸首先收受他们的贿赂，再故意让他们去干一些不法之事，让他们死心塌地地成为自己的附庸。这些人在军中又极具人脉，为胡惟庸广植羽翼，甚至组织私人武装，渐渐有了不轨之心。

另外一个权力部门御史台也很重要。御史台是纠察百官，向皇帝和舆论揭发官吏不法行径的部门。作为权臣，如果频频遭到御史们的攻击也是很麻烦的事儿。胡惟庸培植的头号亲信正是御史大夫陈宁，陈宁在明朝建立前一度表现得非常正直，朱元璋攻灭张士诚后，陈宁出任广德知府，代为当地人民请愿，免除租税。当时军费异常紧张，朱元璋不肯。陈宁便亲自上奏：“民间饥荒到了这种程度，还要征税不已，这种做法与张士诚压迫人民无异，下场也会一样！”朱元璋终于答应了他的要求。但明朝建立后陈宁一改之前的做派。洪武三年（1370年），陈宁出任苏州知府，追索赋税异常苛刻，甚至经常用烙铁烧人，人赠外号“陈烙铁”。朱元璋得知此番情形，脑中不由得浮现出当年他家人被元朝基层官吏追索压榨的惨痛回忆。别说，陈宁在参加义军之前还真就当过元朝的小吏，这难道是他忍耐许久的本性再次发作了？其子陈孟麟劝父亲不要如此凶残，竟被陈宁活活打死！明太祖得知后更加厌恶陈宁此人，但胡惟庸却觉得此等酷吏正是他急需的“人才”，将其提拔为御史中丞（御史台的秘书长），并很快提拔为左御史大夫（御史台一把手）。有了陈宁把守御史台，胡惟庸可以做到想打击谁就打击谁，而谁要打击他，陈宁则会在御史台把弹劾的奏章压下。

至此，胡惟庸完成了中书、军队、御史等各大方面的布局，愈发跋扈。对于仍不肯阿附于己的正直官吏，胡惟庸则打击倾轧。礼部员外郎吴伯宗，大明第一届状元，并且参修过《大明日历》，是一位杰出的天文学家。吴伯宗不愿阿附胡惟庸，胡惟庸便怀恨在心，指示爪牙诬陷吴伯宗，将其贬到凤阳。但吴伯宗没有被吓到，继续上书，论胡惟庸“专恣不法，久之必为国患。”胡惟庸更加怀恨在心，多次构陷吴伯宗。所以吴伯宗尽管才华横溢，并且深得明太祖欣赏，却多次起复，又多次被贬，最终死于翰林检讨（从七品）任上。若说吴伯宗还只是个文弱书生，徐达却是大明第一战神，为了专权，胡惟庸甚至敢于向他伸出黑手！徐达在北平听闻胡惟庸的种种行径，非常厌恶，但也并未与他挑起战端，只是在与明太祖见面时偶尔提及此人奸恶。胡惟庸得知后怀恨在心，但他无法在台面上与徐达相争，于是企图收买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谋害徐达！虽然此事未能成功，但可见胡惟庸已经阴险凶残并且跋扈到了何种程度！洪武八年（1375年），刘基偶感风寒，明太祖特命左丞相胡惟庸带御医前往诊治，以示恩宠。结果胡惟庸却趁机下毒，毒死了被明太祖誉为“小诸葛”，在明朝建立的过程中功劳极高，更在民间享有盛誉的刘基。胡惟庸一个明朝建立后才靠投机钻营幸进的丞相，居然敢连续向徐达和刘伯温伸出黑手，可见权欲熏心，已非人理可度！

不过明太祖也开始察觉到了胡惟庸的种种行径，尤其是已经纠集起了一个贪腐集团，渐渐生了收拾他的念头。胡惟庸也渐渐察觉到皇帝准备收拾他，双方的斗争开始进入白热化。胡惟庸不但私养死士，勾结诸多将领，还与蒙古、倭寇勾结，准备起事。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占城国（在今越南南部）来朝贡，胡惟庸接待后却不禀报皇帝。明太祖大怒，胡惟庸与礼部互相推诿责任，明太祖更加愤怒，下令彻查，结果中书省、礼部的很多官员都因此下狱，右丞相汪广洋甚至被赐死。汪广洋死后一些贪腐行径又暴露出来，明太祖继续追查，到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六部都有官员被牵连进来。案子一直拖到第二年正月，胡惟庸的亲信御史中丞涂节在接受调查时，供认了胡惟庸和陈宁有谋反行径。明太祖查实后尽诛胡惟庸、陈宁、涂节等人。

胡惟庸虽死，但他的党羽还很庞大，朝廷继续追查余党，历时多年不止，其中最大的一个自然是李善长。胡惟庸死后名义上已经退休的李善长还在上下其手，销毁线索，庇佑胡惟庸的余党（因为他们本就是一党）。当初，胡惟庸和北元大臣封绩勾结谋反，但封绩早已逃至漠北，线索断了。意外的是，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征虏大将军蓝玉率十五万大军北伐，在著名的捕鱼儿海战役中俘获了整个北元小朝廷，其中就包括封绩。但李善长居然将封绩隐匿起来不报告皇帝。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才终于得知封绩早已被俘，却一直为李善长所匿，顿时勃然大怒，将李善长诛族。时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最后一位涉案高官——靖宁侯叶升被杀，明初四大案之首的胡惟庸案已历经十二年，总算了结。十二年间，被杀的共有公爵一名（李善长），侯爵至少九名（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升、丁玉），伯爵以下勋臣、丞相、平章、尚书、侍郎等官更不可胜数，《明史》称牵连被杀者略计有三万（包含被诛族的家属，但此数有严重夸大）！事实上，此案甚至可以牵扯到240年后。明思宗崇祯三年（1630年），李善长十世孙李世选奏称家中藏有明太祖诏书，许诺李善长后代隔九世后可恢复爵位。明思宗（朱由检）遣首相韩爌等调查后发现此为伪诏，将李世选处死。真是仇隔九世必报，好不容易当了漏网之鱼，何必又要送死？

后世很多人不认可胡惟庸案是一场铁腕治贪的反腐行动，而将其归结于政治斗争，当然也不无道理，因为胡惟庸的党羽多是以谋反就戮，贪腐行为偶有闪现，但比起谋反而言似乎不算多大事儿。但恰如前文所说，在明太祖眼里恐怕就不是这样看，胡三舍只贪污了一丁点儿军粮就被他亲手处斩，这些人的轻微贪腐行为就更不能得到容忍。至于他们后来结党谋反，其实也是害怕因贪腐而遭重罚，才孤注一掷。如果换成一个对贪腐略为宽容的皇帝，或许就走不到这一步，而是将贪腐行为缓缓展开，渐渐侵入国家的肌体之中了。

真正重要的是，正在准备着享用花花江山的广大贪官污吏们这下搞清楚了——朱元璋这人并非只在打天下的时候狠，坐天下更狠！尤其是对他们这种贪官污吏最最最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