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小孤独”与“大孤独”

看这标题，任凭谁都要诧异吧？以为我哗众取宠。不然，这的确是我前不久的一次实际经历，一次切身感受。

说起来，我这人有些厚古薄今。较之今人，很多时候，我更愿意把自己心底的敬意留给古人。比如外出讲学，每到一地，但凡可能，我必去当地古贤那里参观学习。成都，杜甫草堂；杭州，岳飞庙；济南，稼轩祠。不过说实话，与其说为了向他们表达敬意，莫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打气。琐碎的日常生活，平凡的校园晨昏，细腻的日本文学——生息其间，每每觉得自己身上少了男人气，少了英雄气，少了浩然之气，而正在沦为一个蝇营狗苟叽叽歪歪恓恓惶惶的小男人。故而亟须去古贤面前接受熏陶，打打气，提提神，充充电。

济南的稼轩祠（辛弃疾纪念祠）是前不久去的。第一天晚上在山东大学发表了一场演讲。翌日应《齐鲁晚报》和上海译文出版社之邀，预定在品聚书吧讲村上文学，重点讲我参与翻译的村上最新短篇集《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活动主题为“《没有女人的男人们》新书分享会”。下午两点活动开始，上午难得地空了出来。机不可失，一大早我就跑去大明湖找稼轩祠。初夏清晨的大明湖到底让人心旷神怡。花红柳绿，云淡风清，湖光潋滟，鸟鸣啁啾。昨天演讲夜归的困倦，连日奔波的疲劳，就像阳光下的冰淇淋一样悄悄融入花丛，融入湖中。如此徜徉多时，稼轩祠果然出现在我的面前。

看完实物和图片展览，我静静地站在辛弃疾立身雕像前。一度任我校人文社科研究院院长的当代画家范曾特别推崇辛弃疾，认为古往今来能与之比列的英雄仅三五个而已。“有苏秦、徐尚之智，有乐毅、齐明之谋，有廉颇、赵奢之威。他身上集中了智略、识见和勇气，凛凛然大丈夫也。”并称稼轩词为“大丈夫之词”。是啊，“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这是何等昂扬激越的大丈夫胸怀！即使孤独，也写得高远恣纵荡气回肠：“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喏，孤独也是大丈夫的孤独，国士的孤独，悲壮的孤独！相比之下，八百五十年后的我们却在辛弃疾的故乡“分享”一个外国作家笔下的《没有女人的男人们》，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而另一方面，这也可能是很正常的。毕竟，我们所处的不是烽火连天山河蒙尘的征战年代，而是轻歌曼舞花好月圆的和平岁月。较之挑灯看剑，较之吴钩看了，我们注定更要看男女之间琐碎的情感涟漪。较之落日楼头断鸿声里的大孤独，更要品尝“失去女人的男人们”的小孤独。一句话，较之辛弃疾，读得更多的是村上春树。幸也罢不幸也罢，反正这大约是我们的宿命，谁都奈何不得，全然奈何不得。

但不管怎样，稼轩祠给了我一个不大不小的心理冲击。这么着，走进品聚书吧的我实在无法让自己心安理得地进入男人女人这个预定话题，转而谈起翻译。翻译与男女情事无关。也许果真从辛弃疾身上获得了些许男人气，不觉之间，我竟以前所未有的激昂语气对要我译出百分之百原汁原味村上作品的批评者反唇相讥，大声告诉并不在场的批评者：在译本中追求百分之百原汁原味，不仅客观上不可能，而且主观上或潜意识里还可能有仰视外语文本、视对象语为优势语言的自卑心理甚至“自我殖民”心理。不妨这样设想一下，假如对象语是柬埔寨语老挝语，那么会有几个批评者像对待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文本那样要求译者追求所谓百分之百呢？不仅如此，从学术角度看，如果过于执拗地追求“百分之百”，译文本身的价值就被屏蔽了，翻译家的作用和价值就被抹杀了。听听莫言怎么说的好了：“我不知道英语的福克纳或西班牙语的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我只知道翻译成汉语的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是什么感觉。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受到的其实是翻译家的影响。”梁晓声索性断言：翻译家笔下的翻译文体“乃是一种文学语言的再创造，必自成美学品格”。具体到我这个翻译匠，知名学者、北师大王向远教授早在十五年就果断地给予正面评价：“可以说，村上春树在我国的影响，很大程度依赖于林少华译文的精彩。”

如此这般，我这只一向忍气吞声的“弱股”终于“牛”了一回，终于气壮如牛地从“原著”这个紧箍咒中冲杀出来。假如没有事先参观稼轩祠，我肯定不至于如此气壮如牛气冲牛斗。感谢辛弃疾！同时感谢济南那么多热情的读者——即便我如此“牛”，他们也一动不动地听得那么专注，并时而报以自发的掌声。要求签名的队伍甚至排出门外排了很长很长——到底是辛弃疾故乡的读者！会后有人告诉我济南美女真多啊，我这才陡然意识到这次读书会的主题……

2015年6月20日

02

村上春树的局限性

幸也罢不幸也罢，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我这辈子算是同那个名叫村上春树的人捆在一起了。这不，《新民晚报》“夜光杯”开场第一杯就是品村上。不过就写文章来说，我还是情愿品谈村上的。毕竟捆在一起二十五年了，想不品出点滋味也难。而若让我避开村上而品谈井上川上河上，那反倒是个麻烦。有谁喜欢麻烦呢？不过今天不想谈村上如何好，而是想谈谈他如何不好。准确说来，谈谈他的局限性。他的好，他的独特性，我谈得太多了，讲课也罢讲学也罢讲座讲演也罢序跋论文也罢，不知谈了多少。以致有读者打抱不平，一次悄悄提醒我：“人家村上可是从没说过你的好哟！”我略一沉思，辩解道至少见面时他亲口对我说“翻译了我这么多书，辛苦了，谢谢！”这位漂亮得直晃眼睛的读者再次提醒“那可是礼节性寒暄话哟！又是日本人的寒暄话……”说得我一时无语。脸上的笑容不知暂且收起来好还是就那样挂着好。得得！不过我今天想说他的不好，倒不是出于赌气或意气用事。说得堂皇些，是出于学者的责任：在大多数人不以为然的时候，要强调他的好，烧把火升温；而当大家已经趋之若鹜，就要指出他的不好，泼冷水降温，以求取某种平衡。或者借用村上的说法，把世界的钟摆调到适当位置。

言归正传。那么村上如何不好呢？不妨先听听陈希我的说法。八月中旬我去广州在南国书香节老生常谈，继续谈村上如何好。谈罢对谈时陈希我在礼节性表明村上是他读得比较早和比较喜欢的作家之后，迫不及待地讲起村上的不好。概而言之就是：村上作品通俗性强于文学性，修辞好过思想，长篇不如中短篇。尤其缺乏驾驭思想性强的长篇的能力。除了《奇鸟行状录》，长篇基本都有一种“空的感觉”。这位在大学教比较文学的中年作家认为，村上最出色的能力是“灰色感受力”，即对灰色地带、中间地带的感受能力。村上小说经常采用回忆式，回想当年怎么样当初怎么样，把过去统统打去灰色地带，让过去成为美好回忆。村上是比较懂得营造这种气氛和韵味的作家。这在文学修辞上是很成功的。

我赞同陈希我的说法。尤其欣赏“灰色感受力”这一个性表达方式。这有可能来自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的作家式感受力。我不是作家，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硬邦邦的学术性文体概括村上文学的局限性——当然是我这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局限性——自不待言，社会转型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大主题，转型成功与否直接关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的存废和中国的未来走向。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以自由、理性、个人权利与责任以及公共道德、文明秩序为支撑的现代价值观。而村上不少作品在积极诉求个人自由、尊严和权利的同时，又较多含有后现代元素。如对宏大叙事、宏大目标或者理想主义的无视和揶揄，对意义、价值、体制和秩序的解构或消解。而没有在制度安排和个人尊严即“高墙与鸡蛋”之间摆出一张对话的圆桌。挪用陈希我的修辞方式，没有在“墙”“蛋”之间开辟出足够广阔的灰色地带。更没有在这一地带竖起理想主义坐标，甚至没有提供现实性出口。在“坚固的高墙与撞墙破碎的鸡蛋”之间选择站在鸡蛋一边，作为政治态度固然无可厚非，但事情并非总是非墙即蛋那么简单。

应该说，村上有其局限性也很正常。任何人、任何作家——无论多么风流倜傥才华出众——也都有其局限性。除了宇宙，我一时还找不出没有局限性的存在。

也是因为直接相关，主持人最后问正在一唱一和的我俩：村上今年能否得诺贝尔文学奖？我说就影响来说，诺贝尔文学奖不给村上是有失公正性的；而若真给了他，又有可能失去另一种公正性。你想，作为作家，村上捞得的东西已经足够多了：声望、影响、作品销量、其他各种奖项。至于银两就更不消说了，白花花光灿灿不知有多少。如果再把诺奖桂冠扣在他头上，让他去斯德哥尔摩体味他朝思暮想的“雪云散尽、阳光普照、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那美妙的场景，岂不太不公正了？别人还活不活了？陈希我说得更逗：如果村上得诺奖，那肯定是因为诺奖评委会“神经搭错弦了”。

也快，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又要出炉了。是不是“太不公正了”，谁“神经搭错弦了”，不妨拭目以待。

2015年8月31日

03

《挪威的森林》：你选谁

去年快结束的时候，我通过微博做了一项“微调查”：作为理想的婚恋对象，《挪威的森林》中你选谁？选项有直子、绿子、玲子、初美和渡边、木月、永泽、“敢死队”。

“评论”很快达148人次，其中明确表态者122人。122人中，男性组选绿子70人，选初美11人，选直子8人，选玲子6人。女性组，选永泽12人，选渡边8人，选木月4人，选“敢死队”3人。显而易见，绿子遥遥领先。作为译者也好作为男性也好，对此我不感到意外。颇为意外的是女孩们的选择：永泽票数居然超过渡边。须知，永泽可是有人格和道德污点的人啊！那么女孩们喜欢他什么呢？概括起来，A喜欢“他对自己事业的态度”；B喜欢他“活得明白”；C喜欢他那句名言：“不要同情自己，同情自己是卑鄙懦夫干的勾当”。甚至有人说曾用这句话鼓励自己度过人生艰难阶段。

相比之下，喜欢绿子的理由丰富得多也有趣得多。例如率真自然、热情奔放、生机勃勃，“简直就像迎着春天的晨光跳到世界上的一头小鹿”。再如，“活泼可爱能干，关键是还很漂亮”，“身上汇集着一个少女所有的乐观、好奇、调皮的生命力”，“这个活泼可爱的妹子在无聊的生活中点亮了我”。还有的说得那么感性，简直让人看得见他的笑脸：“选绿子啊，那么暖洋洋的姑娘！”不过也有男孩相对理性：“绿子那个状态，如果放在三十过后的人身上，就不合适了，有点儿二百五。二十多岁的残酷，就在于不得不去直面人生黑暗的现实，无人能免。绿子的洒脱有赖于旺盛的**、充沛的体力和不怕死的闯劲儿。渡边是早熟的，他早看清了青春迟早要挥霍一空，因而提前进入中年人的静观静思状态。”喏，这个男孩是不是快成渡边君了？作为老师，我觉得这样的男孩似乎就在自己身边——说来也怪，每级学生中必有两三个这样的男孩。他们稳重、沉思，喜欢独处，倾向于看历史、哲学、文学等“闲书”，平时沉默寡言，问到时侃侃而谈。我见了，每每为之心动，甚至不无感伤，暗暗祝福有一个喜欢他的女孩跟他一起走向远方。祝福之余，偶尔也会不期然想起自己远逝的青春岁月。

是的，我也曾有过青春岁月。但在那至关重要的若干年时间里，没有人——全然没有——问我喜欢哪个女孩，没人问我喜欢绿子还是直子。现在却有人问了。这不，在上面这则微博“评论”中，有一位反问我：“其实我更想知道，您会选谁？”我选谁？说起来，翻译《挪威的森林》时还多少拖着一小截青春的尾巴。可是即使那时候我也没考虑过选谁的问题，毕竟有远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要我考虑。至少要考虑怎样把这本书尽快译出来好多少填充不到月底就见底了的钱包。

不过这一问，倒是勾起一段往事。四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六八年，“**”进入第三年，我名义上初中毕业，回乡务农。由于年小体弱，不能和男劳动力一起出工，便被派到妇女堆里，和她们一起蹲在垄间薅地，薅谷苗中的杂草。妇女中有七八个女孩。其中有一个是我上小学时操场旁边一家农户的女儿，小我两岁，足够漂亮。红扑扑的脸蛋，水汪汪的眼睛，清亮亮的声音。唱歌尤其唱得好，“六一”演节目的时候听过她的独唱，歌声像上下课摇响的一串串铜铃声似的在山谷间的沙土操场上回荡。干活也手脚麻利，薅草总是薅在前头。好几次薅到垄头后回头帮我——四五十人里边只我一个男孩，也只我远远落在后边——我往前薅，她往后薅，四只薅草的手快碰上的时候，她看我一眼，我看她一眼：红扑扑的脸蛋在草帽下更红了，挂满晶莹的汗珠。我们都还十几岁，都没说话，默默对视一下，抹一把汗，直腰站起，一起走去垄头大家说说笑笑歇息的树荫下。

有这样一个场景我记得分外真切。夏天一次雨下得很大，村头平时踩石头可过的小河涨水了，涨得厉害。中午我从村外要进村干活的时候，见她正和两个同伴蹚水过河。裤腿挽得高高的，一直挽到大腿根那里。水深了，一下子漫过大腿根；水浅了，陡然露出两条白花花丰腴而苗条的大腿，在夏日阳光和河水波光的辉映之间，一闪一闪跳动着耀眼的光。而她全然没有在意，只管和同伴嬉笑着过河。实不相瞒，那是我生来第一次目睹年轻女性的裸腿。我好像有些眩晕，倒吸一口气，呆呆站在河一边一动不动——是的，一个全新的水晶般的世界忽然出现在我的眼前。

这一场景在我翻译《挪威的森林》译到绿子时似乎晃了晃，但未能整个闪出。后来翻译川端康成《伊豆舞女》时译到小舞女洗澡的场面：“连毛巾也没带，一丝不挂。小舞女！望着她那双腿如小桐树一般笔直的白皙裸体，我觉得仿佛有一股清泉从心头流过”——就在这一瞬间，心间倏然闪出当年裸腿过河的那个女孩、那个夏日场景。不错，正是这种感觉。

几年后我悄悄离开那座山村，独自进省城上了大学。第一年暑假回乡，听说她和我家邻院一个男孩好了。我分明觉出一丝妒意。但我能说什么呢？自始至终我们之间连一句话都没说过的！几十年后我回乡度假时还打听过她：她实际嫁去了二三十里外的一个小镇。

说不定，我曾经喜欢以至憧憬的，既不是绿子又不是小舞女，而是介于两人之间那样的女孩……

2015年1月3日

04

第一次见到的村上春树：为了灵魂的自由

据我所知，中国大陆可能只有两个人见过村上春树这位日本作家。一位是南京的译林出版社前副社长叶宗敏先生。另一个就是我了。其实我也只见过两次。一次是二○○八年十月底，借去东京大学开“东亚与村上春树”专题研讨会之机，和同样与会的台湾繁体字版译者赖明珠女士等四人一同去的。另一次是二○○三年年初我自己去的。村上四九年出生，二○○三年他五十四岁。两次相见还是第一次印象深，感慨多，收获大。因此，这里想集中谈谈第一次见村上的情形，和由此引发的我对村上、对村上文学的认识和思考。

村上春树的事务所位于东京港区南青山的幽静地段，在一座名叫DENMARK HOUSE的普普通通枣红色六层写字楼的顶层。看样子是三室套间，没有专门的会客室，进门后同样要脱鞋。我进入的房间像是一间办公室或书房，不大，铺着浅色地毯，一张放着电脑的较窄的写字台，一个文件柜，两三个书架，中间是一张圆形黄木餐桌，桌上工整地摆着上海译文出版社大约刚寄到的样书，两把椅子，没有沙发茶几，陈设极为普通，和我租住的公寓差不多。村上很快从另一房间进来。尽管时值冬季，他却像在过夏天：灰白色牛仔裤，三色花格衬衫，里面一件黑T恤，挽着袖口，露出的胳膊肌肉隆起，手相当粗硕。山东出身的中国作家莫言，我没见过人，见过照片。从照片上看，较之作家，更像是村党支部书记。村上虽没有那么玄乎，但形象无论如何也很难让人想到作家两个字。勉强说来，颇像年纪不小的小男孩。头上是小男孩发型，再加上偏矮的中等个头，确有几分“永远的男孩”形象。就连当然已不很年轻的脸上也带有几分小男孩见生人时的拘谨和羞涩。对了，村上在《终究悲哀的外国语》那本随笔集中，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必须符合以下三个条件：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第一条自己绝对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为自己辩解”。差就差在第二条。至于怎么个差法，有兴趣的请查阅那本书。书上写得明明白白，我就不饶舌了。

言归正传。见面的时候村上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一边深鞠躬一边说“初次见面，请多关照”，握完手后，和我隔着圆桌坐下，把女助手介绍给我。村上问我路上如何，我笑道东京的交通情况可就不如您作品那么风趣了，气氛随之放松下来。交谈当中，村上不大迎面注视对方，眼睛更多的时候向下看着桌面。声音不高，有节奏感，语调和用词都有些像小说中的主人公，同样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笑容也不多（我称赞他身体很健康时他才明显露出笑容），很难想象他会开怀大笑。给人的感觉，较之谦虚和随和，更近乎本分和自然。我想，他大约属于他所说的那种“心不化妆”的人——他说过最让人不舒服的交往对象就是“心化妆”的人——他的外表应该就是他的内心。

我下决心提出照相（我知道他一般不让人拍照），他意外痛快地答应了。自己搬椅子坐在我旁边，由女助手用普通相机和数码相机连拍数张。我给他单独照时，他也没有推辞，左手放在右臂上，对着镜头浮现出其他照片几乎见不到的笑意。我问了他几个翻译《海边的卡夫卡》当中没有查到的外来语。接着我们谈起翻译。我说翻译他的作品始终很愉快，因为感觉上心情上文笔上和他有息息相通之处，总之很对脾性。他说他也有同感（村上也是翻译家），倘原作不合脾性就很累很痛苦。闲谈当中他显得兴致很高。一个小时后我说想要采访他，他示意女助手出去，很认真地回答了我的提问。不知不觉又过去了半个多小时。最后我请他为预定四月底出版的中译本《海边的卡夫卡》、为中国大陆读者写一点文字，他爽快地答应下来，笑道：“即使为林先生也要写的！”（林先生のためにも書きますよ）

我起身告辞，他送我出门。走几步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村上这个人没有堂堂的仪表，没有挺拔的身材，没有洒脱的举止，没有风趣的谈吐，衣着也十分随便，即使走在中国的乡间小镇上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在这个文学趋向衰微的时代守护着文学故土并创造了一代文学神话，在声像信息铺天盖地的多媒体社会执着地张扬着语言文字的魅力，在人们为物质生活的光环所陶醉所迷惑的时候独自发掘心灵世界的宝藏，在大家步履匆匆急于向前赶路的时候不声不响地拾起路旁遗弃的记忆，不时把我们的情思拉回某个夕阳满树的黄昏，某场灯光斜映的细雨，某片晨雾迷蒙的草地和树林……这样的人多了怕也麻烦，而若没有，无疑是一个群体的缺憾以至悲哀。

回到寓所，我马上听录音整理了访谈录。其中特别有启示性或有趣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点关于创作原动力。我问他是什么促使他一直笔耕不

辍，他回答说：“我已经写了二十多年了。写的时候我始终有一个想使自己变得自由的念头。在社会上我们都不是自由的，背负种种样样的责任和义务，受到这个必须那个不许等各种限制。但同时又想方设法争取自由。即使身体自由不了，也想让灵魂获得自由——这是贯穿我整个写作过程的念头，我想读的人大概也会怀有同样的心情。实际做到的确很难。但至少心、心情是可以自由的，或者读那本书的时候能够自由。我所追求的归根结底大约便是这样一种东西。”

让灵魂获得自由！是啊，村上的作品，一般没有铁马冰河气势如虹的宏大叙事，没有雄伟壮丽振聋发聩的主题雕塑，没有循序渐进无懈可击的情节安排，也没有指点自己走向终极幸福的暗示和承诺，但是有对灵魂自由细致入微的体察和关怀。村上每每不动声色地提醒我们：你的灵魂果真是属于你自己的吗？你没有为了某种利益或主动或被动抵押甚至出卖自己的灵魂吗？阅读村上任何一部小说，我们几乎都可以从中感受到一颗自由飞扬的灵魂。可以说，他笔下流淌的都是关于“自由魂”的故事。任何束缚灵魂自由的外部力量都是他所警惕和痛恨的。二○○九年五月十七日他就下一部长篇的主题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明确表示：“当今最可怕的，就是由特定的主义、主张造成的‘精神囚笼’”，而文学就是对抗“精神囚笼”的武器。这使我想起二○○九年年初他获得耶路撒冷文学奖时发表演讲时说的一句话：“假如有坚固的高墙和撞墙破碎的鸡蛋，我总是站在鸡蛋一边。”他还说：“我写小说的理由，归根结底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让个人灵魂的尊严浮现出来，将光线投在上面。经常投以光线，敲响警钟，以免我们的灵魂被体制纠缠和贬损。这正是故事的职责，对此我深信不疑。不断试图通过写生与死的故事、写爱的故事来让人哭泣、让人惧怕、让人欢笑，以此证明每个灵魂的无可替代性——这就是小说家的工作。”应该说，为了“让灵魂获得自由”是贯穿村上作品的一条主线。

第二点，关于孤独。交谈当中我确认他在网上回答网友提问时说的一句话：“我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但同时又相信能够通过孤独这一频道同他人沟通，我写小说的用意就在这里。”进而问他如何看待和小说中处理孤独与沟通的关系。村上回答：“是的。我是认为人生基本是孤独的。人们总是进入自己一个人的世界，进得很深很深。而在进得最深的地方就会产生‘连带感’。就是说，在人人都是孤独的这一层面产生人人相连的‘连带感’。只要明确认识到自己是孤独的，那么就能与别人分享这一认识。也就是说，只要我把它作为故事完整地写出来，就能在自己和读者之间产生‘连带感’。其实这也就是所谓创作欲。不错，人人都是孤独的。但不能因为孤独而切断同众人的联系，彻底把自己孤立起来。而应该深深挖洞。只要一个劲儿地往下深挖，就会在某处同别人连在一起。一味沉浸于孤独之中用墙把自己围起来是不行的。这是我的基本想法。”

前面说了，村上作品始终追求灵魂的自由，但由于各种各样的限制——囚笼也罢高墙也罢——实际很难达到，因此“总是进自己一个人的世界”，即陷入孤独之中。但孤独并不等同于孤立，而要深深挖洞，通过挖洞获得同他人的“连带感”，使孤独成为一种富有诗意的生命体验，一种审美享受，一种心灵品位和生活情调。正因如此，村上作品，尤其前期作品中的孤独才大多不含有悲剧性因素，不含有悲剧造成的痛苦，而每每表现为一种带有宿命意味的无奈，一声达观而优雅的叹息，一丝不无诗意的寂寥和惆怅。它如黄昏迷蒙的雾霭，如月下缥缈的洞箫，如旷野清芬的百合，低回缠绵，若隐若现。孤独者从不愁眉苦脸，从不唉声叹气，从不怨天尤人，从不找人倾诉，更不自暴自弃。在这里，孤独不仅不需要慰藉，而且孤独本身即是慰藉，即是超度。在这个意义上，不妨说村上作品中的孤独乃是“深深挖洞”挖出的灵魂深处的美学景观。

第三点，关于中国。我说从他的小说中可以感觉出对中国、中国人的好感，问他这种好感是如何形成的。村上回答说：“我是在神户长大的。神户华侨非常多。班上有很多华侨子女。就是说，从小我身上就有中国因素进来。父亲还是大学生的时候短时间去过中国，时常对我讲起中国。在这个意义上，是很有缘分的。我的一个短篇《去中国的小船》，就是根据小时——在神户的时候——的亲身体验写出来的。”最后我问他打不打算去一次中国见见他的读者和“村上迷”们，他说：“去还是想去一次的。问题是去了就要参加许多活动，例如接受专访啦宴请啦。而我不擅长在很多人面前亮相和出席正式活动。想到这些心里就有压力，一直逃避。相比之下，还是一个人单独活动更快活。”

其实，村上并非一次也没来过中国。一九九四年六月他就曾从东京飞抵大连，经长春、哈尔滨和海拉尔到达作为目的地的诺门罕——中蒙边境一个普通地图上连名字都没标出的小地方。目的当然不是观光旅游，而主要是为当时他正在写的《奇鸟行状录》进行考察和取材。说起来，《挪威的森林》最初的中译本是一九八九年七月出版的，距他来华已整整过去五年。但那时还不怎么畅销，村上在中国自然也谈不上出名。因此那次中国之行基本没引起任何人的注意。我看过他在哈尔滨火车站候车室里的照片，穿一件圆领衫，手捂一只钻进异物的眼睛，跷起一条腿坐着，一副愁眉苦脸可怜兮兮的样子。为这入眼的异物他在哈尔滨去了两次医院，两次都不用等待，连洗眼带拿药才花三元人民币。于是村上感慨：“根据我的经验，就眼科治疗而言，中国的医疗状况甚是可歌可泣。便宜，快捷，技术好（至少不差劲儿）。”

关于中国，村上提得最多的作品就是短篇集《去中国的小船》中的同名短篇。其中借主人公之口这样说道：“我读了很多有关中国的书，从《史记》到《西行漫记》。我想更多一些了解中国。尽管如此，中国仍然仅仅是我一个人的中国。……（我）坐在港口石阶上，等待空漠的水平线上迟早出现的去中国的小船。我遥想中国街市灿烂生辉的屋顶，遥想那绿接天际的草原。”

关于中日关系，在同一部小说中村上借中国老师之口表达出来的是：“中国和日本，两个国家说起来像是一对邻居。邻居只有相处得和睦，每个人才能活得心情舒畅……两国之间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相似之处，既有能够相互沟通的地方，又有不能相互沟通的地方。……只要努力，我们一定能友好相处。为此，我们必须先互相尊敬。”遗憾的是，两三个月前日本做的一次调查显示，超过八成的日本人对中国、对中国人不怀有亲切感。尊敬恐怕也很难谈得上。

自不待言，村上的中国观或者之于村上的中国没有这么单纯。对于他，中国有历史层面的中国、有文化层面的中国、有体制层面的中国。这需要进行学术性研究才能得出结论，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但至少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村上的历史认识，也就是对于日本侵华历史的认识是很明确的、正面的，这点主要体现在他的长篇巨著《奇鸟行状录》中。其中在审视和追问日本“国家性暴力”的源头及其表现形式时尤其显示出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二○○八年十月他当面对我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我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也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不言而喻，假如在这方面有任何右翼倾向，他在中国的“人气”都将顷刻间土崩瓦解。

第四点，关于诺贝尔文学奖。那时候就有人谈论村上获诺奖的可能性了。我问他如何看待获奖的可能性。他说：“可能性如何不太好说，就兴趣而言我是没有的。写东西我固然喜欢，但不喜欢大庭广众之下的正规仪式、活动之类。说起我现在的生活，无非乘电车去哪里买东西、吃饭，吃完回来。不怎么照相，走路别人也认不出来。我喜爱这样的生活，不想打乱这样的生活节奏。而一旦获什么奖，事情就非常麻烦。因为再不能这样悠然自得地以‘匿名性’生活下去。对于我最重要的是读者。例如《海边的卡夫卡》一出来就有三十万人买——就是说我的书有读者跟上，这比什么都重要。至于获奖不获奖，对于我实在太次要了。我喜欢在网上接收读者各种各样的感想和意见——有人说好有人说不怎么好——回信就此同他们交流。而诺贝尔文学奖那东西政治味道极浓，不怎么合我的心意。”

显而易见，较之诺贝尔文学奖，村上更看重“匿名性”。为此他不参加任何如作家协会那样的组织，不参加团体性社交活动，不上电视，不接受除全国性严肃报纸和纯文学刊物（这方面也极有限）以外的媒体采访。总之，大凡出头露面的机会他都好像唯恐躲之不及，宁愿独自歪在自家檐廊里逗猫玩，还时不时索性一走了之，去外国一住几年。曾有一个记者一路打听着从东京追到希腊找他做啤酒广告，他当然一口回绝，说不相信大家会跟着他大喝特喝那个牌子的啤酒。我想，这既是其性格所使然，又是他为争取灵魂自由和“深深挖洞”所必然采取的行为方式。恐怕也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会有一种静水深流般的静谧和安然，才能引起读者心灵隐秘部位轻微而深切的共振。纵使描写暴力，较之诉诸视觉的刀光剑影，也更让人凝视暴力后面的本源性黑暗。有时候索性借助隐喻，如《寻羊冒险记》中背部带星形斑纹的羊、《奇鸟行状录》中的拧发条鸟，以及《海边的卡夫卡》的入口石等等。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村上本人有“匿名性”，他笔下的主人公也有“匿名性”。事实上《挪威的森林》之前的小说主人公也连名字都没有。

话说回来，客观上村上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呢？我看还是很大的。理由在于，他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诺奖审美标准的“理想主义倾向”。如他对一个时代的风貌和生态的个案进击式的扫描；他追问人类终极价值时体现的超我精神；他审视日本“国家暴力性”时表现出的不妥协的战斗姿态和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他在拓展现代语境中的人性上面显示的新颖与独到，以及别开生面的文体等等。事实上，他也连续入围好几年。同样作为事实，年年入围年年落得个所谓陪跑下场。二○一二年败给中国作家莫言；二○一三年败给加拿大女作家爱丽思•门罗；二○一四年败给法国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亚诺；二○一五年败给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这倒也罢了，毕竟以上四位都是作家。然而今年不同，今年败给了一位歌手：美国民谣歌手鲍勃•迪伦。这又是为什么呢？也巧，前几天就此写了一篇题为《鲍勃•迪伦和村上——村上为什么没获诺奖》的随笔。更巧，这篇文章就在这本小书里面，这里就不重复了。

2016年12月17日

05

第二次见到的村上春树：鲁迅也许最容易理解

十一月初，东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藤井省三先生主持召开“东亚与村上春树”国际学术研讨会。借赴会之机，我于十月二十九日见了村上春树。二○○三年年初我们见了一次，这次是第二次。但不是我一个人去的，是同台湾的村上作品主打译者赖明珠、马来西亚的村上作品译者叶惠以及翻译过村上部分文章的台湾辅仁大学张明敏三位女士一同去的——在不同地区以不同风格的汉语共同翻译村上的四个人同聚一堂就不容易，而一同去见村上本人就更非易事。加之村上本来就不轻易见人，所以这次会见在某种意义上不妨说是历史性的。

村上事务所年初搬了家，但仍位于南青山这个东京黄金地段，在一座不很大的写字楼里面。周围比较幽静，不远就是村上作品中不时出现的神宫球场、青山大道和青山灵园（墓地）。虽然时值晚秋，但并无肃杀之气。天空高远明净，阳光煦暖如春，银杏树郁郁葱葱，花草仍花花绿绿，同女性的裙装相映生辉。

按门铃上楼，一位举止得体的年轻女助手开门把我们迎入房间。女助手也换了，不是几年前我戏称为208或209女孩了。房间不很宽敞，中间有一道类似屏风的半截浅灰色隔离板，前面放一张餐桌样的长方形桌子，两侧各有两把椅子，我等四人分别坐在两侧。女助手很快去里间请村上。很快，村上春树从“屏风”后面快步走了过来。一身休闲装：深蓝色对襟长袖衫，里面是蓝色T恤，蓝牛仔裤。他仍然没有像一般日本人那样和我们鞠躬握手，径直走到桌头椅子坐下，半斜着身子向大家点头致意。我看着他。距上次见面已经五年半多了，若说五六年时间没在他脸上留下任何痕迹，那并不准确——如村上本人在作品中所说，时间总要带走它应带走的东西——但总的说来，变化不大，全然看不出是年近六十的人（村上四九年出生）。依然“小男孩”发型，依然那副不无拘谨的沉思表情，说话时眼睛依然略往下看，嘴角时而曳出浅浅的笑意，语声低沉而有速度感。整个人给人的印象随意而简洁，没有多余的饰物，一如房间装修风格。

交谈开始了。作为他的作品的译者和读者，最感兴趣的，自然是他的下一部小说。他强调了两点，一是篇幅十分之长，比译成中文都长达五十万言的《奇鸟行状录》还长，有《海边的卡夫卡》的两倍。已经差不多写了两年，眼下正在一遍又一遍仔细修改，大约明年夏天分两三卷在日本出版。虽然长，但很有趣。二是以第三人称写的。村上小说的主人公大多是“我”，采用第三人称的迄今只有《国境以南 太阳以西》（一九九二）和《天黑以后》（二○○四）。而这回要在前两次“试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转变为第三人称这一叙事方式。询问主题，他则显出不解的神情：“主题是什么来着？我也不知道。”我想起几个月前他在接受《每日新闻》（五月十七日）采访时的谈话内容。作为新作背景，他谈及自己对冷战结束后的混沌（khaos）状态的认识，认为其征兆是一九九五年相继发生的阪神大地震和地铁沙林毒气事件，而“九一一”事件是其显在反应。他认为“当今最可怕的，是由特定的主义和主张造成的‘精神囚笼’”。——当我就此确认时，他没有否认，但表示实际上主题并不止此一个，而有“很多很多”。主题很多很多？这一说法颇有吊人胃口意味，不过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他的确很少直接谈其作品的主题。

自一九七九年发表处女作《且听风吟》以来，村上已差不多勤奋写作了三十年。“三十年间我有了很大变化，明白自己想写的是什么了。以前有很多不能写的东西，有能力上所不能写的。但现在觉得什么都可以写了。写累了，就搞翻译。写作是工作，翻译是爱好。一般是上午写作，下午搞翻译。”他又一次强调了运动和写作的关系，说他天天运动，“今天就去健身馆打壁球来着。但跑步跑得最多。因为不久要参加马拉松比赛，所以现在每天跑两个小时左右。写作是个体力活，没有体力是不行的，没有体力就无法保持精神集中力。年轻时无所谓，而过了四十岁，如果什么运动也不做，体力就会逐步下降。过了六十岁就更需要做运动来保持体力”。去年十月他专门为此出了一本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我请他为这本书中译本的出版给中国读者写点什么，他爽快答应下来：“短的可以，因为正在忙那部长篇。”

问及东西方读者对他作品的反应有何差异，他说差异很大，“欧美读者接触加西亚•马尔克思等南美文学的时候，感觉自己读到的是和英语文学完全不同的东西，从而受到一种异文化冲击。读我的作品也有类似情况，觉得新鲜，有异质性。这点从读者提问也看得出来。欧美读者主要关注我的作品的写法本身和后现代元素，亚洲读者的提问则倾向于日常性，接受方式更为自然”。另一方面，他也承认自己的创作受到美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从他们身上学得了许许多多，例如比喻手法就从钱德勒那里学到不少”。他在接受《每日新闻》采访时也说自己对钱德勒的文体情有独钟，“那个人的文体具有某种特殊的东西”。

话题转到《挪威的森林》拍电影的事。媒体前不久报道《挪》将由美籍越南导演陈英雄搬上银幕，村上说确有此事。“就短篇小说来说，若有人提出要拍电影，一般都会同对方协商，但长篇是第一次，因为这很难。不过《挪》还是相对容易的，毕竟《挪》是现实主义小说。”他说《挪》此前也有人提出拍电影，他都没同意。而这次他同陈英雄在美国见了一次，在东京见了两次，觉得由这位既非日本人又不是美国人的导演拍成电影也未尝不可。至于演员，可能由日本人担任。“将会拍成怎样的电影呢？对此有些兴趣。不过一旦拍完，也许就不会看了。以前的短片都没看，没有那个兴趣。”

说到“东亚与村上春树”这一议题时，我说我认为他对东亚近现代历史的热切关注和自省、对暴力的追问乃是村上文学的灵魂，村上说有人并不这么认为。他说历史认识问题很重要，而日本的青年不学习历史，所以他要在小说中提及历史，以便使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也只有这样，东亚文化圈才会有共同基础，东亚国家才能形成伙伴关系。

这里想特别提一下村上对鲁迅的看法。

村上的短篇集《遇到百分之百的女孩》中有一篇叫《完蛋了的王国》，其中的男主人公Q氏是一家电视台的导演，衣装整洁，形象潇洒，文质彬彬，无可挑剔，任何女性走过都不由得瞥他一眼，可以说是典型的中产阶级精英和成功人士。耐人寻味的是，藤井省三教授在这样的Q氏和鲁迅的《阿Q正传》中的阿Q之间发现了“血缘”关系：其一，“两部作品同有超越幽默和凄婉的堪称畏惧的情念”；其二，两个Q同样处于精神麻痹状态。也就是说，作为鲁迅研究专家的藤井教授在村上身上发现了鲁迅文学基因。作为中国人，我当然对这一发现极有兴趣。这次有机会见村上本人，自然要当面确认他是否看过《阿Q正传》。村上明确说他看过。学生时代看过一次，十几年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当驻校作家时结合讲长谷川四郎的短篇《阿久正的故事》（日语中，阿久同阿Q的发音相同）又看了一次，“很有意思”。问及他笔下Q氏是否受到鲁迅的阿Q的影响，他说那是“偶然一致”。但他显然对鲁迅怀有敬意：“也许鲁迅是最容易理解的。因为鲁迅有许多层面，既有面向现代的，又有面向国内和国外的，和俄国文学相似。”

回国后赶紧翻阅他对《阿久正的故事》的品评，里面果然涉及对《阿Q正传》的评价：“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实性”。

不用说，一个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何况认为“最容易理解”——无非是因为心情以至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村上的Q氏同鲁迅的阿Q的“偶然一致”，未尝不是这一意义上的“偶然一致”。

2008年11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