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节 日本人恐怖统治下的蓟县城

发生在冀东地区的轰轰烈烈的抗日大暴动过后，日本人加强了在冀东各县的军事力量，对沦陷区的老百姓加强了殖民统治，尤其是日伪军占据的县城和大村镇的老百姓，过上了一种军事戒严下的恐怖生活。这种生活方式，也是蓟县城里人自明清朝代以来所未曾经历过的特殊生活。这种亡国奴的生活方式也给老百姓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从满清时期到民国时期，蓟县城里一直没有军队，只有几十个警察负责维护社会治安。县城的城墙主要用于防范山上的山贼草寇，虽然城门也是早开晚关，但是平时无人守卫，人们随便出入。冀东抗日大暴动——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闹便衣队”过去之后，冀东各县的县城都被日伪军控制了。参加暴动的农民大多数因队伍被打散而回家种地去了，少数抗日骨干改编成八路军十二团和十三团，在山里和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并且经常到县城外面的广大农村地区开展游击战。那时期各县城里有日伪政权，几个县的交界处还有抗日政权（根据地），如蓟县的西南方有“蓟宝（坻）三（河）联合县”、西北方有“蓟平（谷）密（云）联合县”，东北部有“蓟遵（化）兴（隆）联合县”，东南方有“蓟玉（田）遵（化）联合县”。抗日力量中，除了八路军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还有地方武装——县大队、区小队和村里的民兵。

为了“清剿”抗日队伍，保护日伪政权，日本人在冀东地区增加了日本“皇军”、“满洲队”和“蒙古队”，还有治安军、警防队等伪军。这些都属野战部队，不是常驻某个县的。像满洲队、蒙古队、警防队和治安军，在蓟县驻的时间都不长就走了。他们主要是和日本军队一起“扫荡”和“清剿”抗日武装力量，和八路军及友军的抗日部队作战。尤其是1941年到1942年间，日军实行五次“强化治安”活动，在蓟县的边远地区经常发生战斗。日伪军多次“扫荡”、“围剿”八路军或者进攻抗日政权根据地，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当时日伪军势力强大，战场上处于攻势，抗日政权为保存实力，被迫到处转移，用游击战术与日伪军周旋。

那时常驻蓟县城里的，除县政府的日本顾问外，城里还有一个日军队部，老百姓也说不清是“联队”（团级）队部，还是“大队”队部。日本队部就设在南大街中段路西“新张家”（现蓟县中医院处）大院，这里是驻蓟日军的最高指挥部。另外还有一个日军宪兵队部，设在西大街路南独乐寺的对面。城外一些大村镇的日伪军“据点”里也有日本军人，每处一个小队或是一个班。

为了体现日本皇军的“高贵”，那时候要求从城里南大街日本队部和西大街日本宪兵队部门前经过的老百姓，要给门前的日军岗哨行鞠躬礼，同时要说：“太君好”。警察和警备队经过时，要给站岗日本兵行军礼，就连警备队集体列队经过时，带队的军官也要代表集体行军礼。乡下进城的老百姓不懂规矩，不给岗哨鞠躬时，门前的二鬼子（在日军队部工作的中国人）会告诉你。反正不给哨兵鞠躬不让你过去，当然在赶大集人多的情况下，也有的跟在人群里一点头就过去的，不用一个人一个人的鞠躬行礼。而城里人知道日本人的这条规矩后，不想给日本兵鞠躬的人就绕道走，因为不管是上街买东西，还是出城去干活，都可以不从日本队部和宪兵队部门前经过。

听我老舅刘增（1930年——今）讲：在他十三四岁（1942年或1943年）时，有一次他自己到城里来看二姐（我的母亲）经过了日本队部大门外，因为不懂得给日本站岗的士兵鞠躬，差点没被门外的二鬼子（汉奸）掐死。原来中国人的传统礼节是跪拜磕头，不论是死人办丧事还是结婚办喜事，行礼都是跪拜磕头。鞠躬是从西洋传过来的礼节，辛亥革命后只在官场上和国办的学校里推行鞠躬礼，一些落后的农村人不知道什么是鞠躬礼。我姥家那庄没有学校，我舅舅们也没上过学，所以当时刘增也不会鞠躬。那次他从日本队部门前经过，因为没给日本兵鞠躬，被旁边的二鬼子拦住，要他鞠躬。他不明白怎么鞠躬，那个二鬼子就说：“你不会鞠躬，我来教你。”于是站在他身后，双手掐住他的脖子，使劲的往下按。一按他脖子他就塌腰往下蹲，二鬼子以为他是故意捣乱，掐住脖子往上提，并说：“站直了，弯腰、低头。”因为二鬼子用劲大了，掐的他喘不过气来，把脸憋鲜红，好不容易才学会了鞠躬。现在一提起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我老舅就会说起这件事，对于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来说，这是件刻骨铭心的记忆。

此外，伪县政府还组建了自己的地方军队——警备队。每县为一个支队，又称“防共自卫警备团”，由伪县长兼任团长，下辖大队（营）、中队（连）、小队（排）和班。老百姓俗称这些伪军为“支队儿”，俗称支队的士兵为“当团儿的”。蓟县的“警备团”有四个大队，邦均镇有一个大队，蓟县城里有三个大队。城里的独乐寺、广福寺（现蓟县一中处）、城隍庙（现文安街派出所处）等地，都是警备大队的驻地，城门楼和转角楼上也都是警备队的营房。

警备队的每大队辖三个中队，每中队辖三个小队，每小队辖三个班。城内的三个大队大约有一千多人。不仅要负责县城的防务，还要派兵驻守乡下大村镇里的“据点”。“支队”的总指挥是伪县长兼任警备团团长，各大队、中队军官都是有组织指挥能力的人，他们有的是原来在老军阀或国民党军队中干过的，有的是连庄会的指挥官，也有的是抓到的共产党八路军的干部中的叛徒。而小队长、班长和士兵大部分是从本地的老百姓中招收的，当时士兵的待遇较高，除管吃管穿外，还有每人每月二百斤小米的军饷（工资），所以吸引了一些穷人为养家糊口而当兵。又因为警备团不同正规军，只守卫家门口，不到外地去作战，所以比正规军容易招兵。尤其是城镇里有些土地很少或者无土地的居民，认为在家门口当兵比打零工做“工伕”的收入还要稳定，就选择了就地当兵。就那时八路军和地方武装人员，都是只管吃穿，没有饷钱，而且各地转战，是比较艰苦的。那时参加抗日队伍愿意当八路军的人，都是出于爱国热情或者对日本侵略军的仇恨之心自愿做奉献的。需要养家糊口的人，没有主动参加八路军的，确有自愿当伪军的。但是，每月200斤小米的军饷，只是招兵时的一种宣传，因为警备团属地方武装，由地方政府筹集粮饷，蓟县不出产那么多小米，只能用玉米发军饷。而且大部分时间也发不出200斤玉米的军饷，只是给100多斤玉米，到1943年以后，连100多斤也不能按月发放了，经常出现拖欠军饷情况。

正因为警备队的士兵们当兵的目的是为养家糊口，打起仗来才怕死，如果他们战死了，家中老小就没人管了，所以才怕真的遇上八路军。他们也没有把共产党、八路军当成“仇人”，为了钱，不少伪军士兵和共产党暗中联系，把枪支弹药偷偷的“卖”给抗日组织，成为共产党的“利用关系”（指不是地下党员，不是出于政治目的，而是为了钱而给共产党办事的人）。

日伪军为加强对县城的防守力量。一方面组织民伕修复加固了城墙，一方面在城门口增设卫兵，对进出城的人们进行检查，实行戒严式的“治安”管理。

蓟县老城有东西南三个城门，都是起大早开门，天黑后关门。夜里老百姓是不准进出城门的。把守城门口的既有警备队，也有警察。平时，一个城门有警备队一个小队把守，警察只是配合检查“良民证”。

为防止八路军游击队混进城里来活动，伪县政府在城内外实行“良民证”制度，凡是在家里种地或者经商、做工的老百姓为“良民”，照相片发身份证。那些外出当八路军、游击队和脱产参加抗日组织的人，当然就没有“良民证”了。那时城里人到城外去种地、收庄稼，进出城门口都要接受检查。城外乡下人进城赶大集、串亲戚也要出示良民证。不过，对那些住在城里，因为种地干活经常出入城门的老百姓，和把守城门检查良民证的警察混熟了，他们也就不认真检查了，打个招呼也就过去了。

但是，对于乡下进城来的陌生人，警察们检查的可是认真的，不仅检查身份，还要简单搜身，就是摸一摸身上带没带危险物品。尤其是，当特务队得到八路军密探要进城的消息时，城门口盘查的更加仔细认真，发现可疑之处就要带到警察局审讯。

夜里不仅有打更的更夫在街上巡逻，也有警察和警备队在大街上和城墙上巡逻，遇见行人要进行盘问并检查良民证。如果没带证件，再和巡逻人员不熟悉，就要被带走审查，直到由村干部出面作保才放人。老百姓没有特殊情况，夜里是不准出入城门的。为了避免麻烦，人们晚上很少出门。除非是有了急病，需要找医生拿药才上街。

由于蓟县城里防守严密，抗日武装力量还真的不容易潜入城里来进行“破坏”和“扰乱”活动，城里的“治安状况”还是比较安定的。

不过，不论城门口管理的多么严格，还是难免有抗日民主力量的人员进城活动。

据1933年出生孟庆余老人讲，他十二三岁时的一年夏季的上午，他背着巴拉框子去西关北侧的大坨子地里割青草，快要割满一筐时，从北面大路上过来两个穿农民服装的男人，一个三十多岁，一个年轻小伙。那两人走到地里和孟庆余聊天，问他是哪个村的，住在哪里，把青草背到哪里去。孟庆余就说自己家住西南隅林家胡同，割了青草要背到何家店去卖。

何家店在西大街独乐寺对面，是个大车店，距离西城门五六十米。乡下来城里送山货的马车，从西门进城的都在何家店午休，车把式需要购买青草喂骡马，城里的男孩子们就到城外割青草，背到何家店去卖钱。

那两个人听说孟庆余要去何家店卖青草，那个岁数大的人就说：“我们也要住在何家店，那里有我们的大车，你把这筐青草卖给我们吧，你这一筐草可以卖多少钱啊？”

孟庆余说：“一筐草卖三毛钱。”那人说：“我给你五毛钱，可不许卖给别人了。”孟庆余就高兴的答应了。

孟庆余一边回答他们的问话，一边还在继续低头割草，有时也回头看一下那两个人。只见那两个人假装查看筐子里是什么种类的青草，同时悄悄的把两只盒子枪埋在了筐内的青草里了。那两个人以为孟庆余没看见，其实已经被他看见了。孟庆余知道小孩子进城没人检查，也愿意多卖两毛钱，所以也假装没看见。

那两个人和他聊一会，就走了。孟庆余又割了几铺青草，装了一尖筐，也就是在筐沿上部横着堆放一部分，用绳子勒住，然后就背着筐子回城里。来到大道上，看见那两个人中岁数小的还在路边站着，他说在等人，还说那个岁数大的在何家店等着呢，让孟庆余先走。孟庆余就背着草筐子进城了，路过西关城门口，果然就顺利通过了。因为那时期县城里的人口不多，经常出城下地干农活的老百姓以及小孩子，和城门口站岗的伪军和检查证件的警察都熟了，也就没人认真检查了。

孟庆余一进城门脸，就看见那个岁数大的人正站在何家店大门外向城门口张望，看见孟庆余背着草筐来了，非常高兴。他在何家店门口，赶忙把青草筐子接了过去，搬到牲畜棚处去把草筐倒扣，把里面的青草掏出来。之后那个人把空筐子交给孟庆余，真的给他五毛钱。这时那个年轻小伙也进城到何家店了，其实他不是在等人，而是在孟庆余后面监视，防止发生意外。

像这类抗日武装派人进城侦查或与地下抗日组织接头的情况，估计会时有发生，但是也有走漏消息的时候。据西南隅村农民李瑞田（1926年——今）回忆：日伪时期他家就住在南大街北段路西的一个缸店院内（临街的房屋是卖缸的门市部，后院是居民住宅），1943年的一天上午，西大街的李继荣（西北隅村农民，1930年——今）到他家去玩，还有对门李家面铺的媳妇抱着孩子也来串门。突然，这个院被警备队和警察包围了。连缸店的掌柜、伙计和顾客，带里院几家的户主和来串门的客人，一个个问明身份后，什么理由也不说，连男带女连老带小包括抱小孩的妇女一起十几口人，都被带到县政府前院的看守所内。大家莫名其妙，稀里糊涂的就被关进大牢了。事后经打听大家才知道原因，原来这天早晨南城门守军，查到一个可疑分子，一审问，可疑人说是进城到南大街的缸店，来与城里的地下抗日分子接头的，有暗语，不认识人。所以，警备队就包围了缸店，把他们这十几个人都抓进看守所。后来经过调查了解排除了“嫌疑”，才把他们陆续都释放了。

1943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的战线拉长，后勤供应不足，无力继续增兵冀东地区。八路军和抗日武装力量的实力不断增强，抗日根据地日益扩大，开始从战场上主动进攻，或打伏击，或攻打乃至端掉日伪军据点。到1944年夏季，蓟县的日伪军退守到邦均、县城和马伸桥一线。这时蓟县城里已无日军大部队，只有少数日军和三个大队的伪军警备队，而且警备队在下乡讨伐时也被八路军袭击而损兵折将。为了加强县城的防御，伪县长李吾阶强令城里及城外附近村庄的18至25岁的男子全部参加警备队当兵（独生子除外），不论是商铺的店员伙计还是农村老百姓，一律强征入伍。当然这条命令只能在城镇里生效，伪军们拿着户口册到各户去“抓兵”，而乡下的适龄青年是抓不到的。

据城里的老百姓讲，八路军转入反攻后，曾经三次攻打蓟县县城，前两次是在日本投降之前，打的不太激烈，也不知道是真打还是佯攻。因为那时期乡下的“据点”，也在遭受八路军的攻击，为了防止县城里的日伪军出城支援，组织一部分兵力佯攻县城也是可能的。当八路军攻城时，蓟县城的三个城门全部关闭，日伪军全到城墙上防守。各商家店铺大多上板关门，老百姓也很少出门，都呆在家里躲避流弹。那时为了安全，不少人家用土坯堆放在窗台上，把窗户挡住，可以避免流弹进入屋内。没有用土坯挡住窗户的，就在炕沿下铺上些柴草或垫子，人或躺或坐在炕沿下休息，也可以避免被流弹所伤。当然也有的人不害怕，认为没事，照常在户外活动。不过，这时还是有些风险的。据我母亲讲，一天她在我家后院的玉米地里除草（耪地）时，正赶上城外的八路军在西南方向攻城，只有枪响，没有炮声。（估计是佯攻）因为枪声不太密集，她也没害怕，照常干活。一会儿，听见“吱儿”的一声，一颗流弹打进玉米杆上，子弹把玉米杆钻个“眼”扎进土里。这也把我母亲吓了一跳，于是停止耪地，回屋躲避去了。

最后一次攻城是在1945年9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蓟县的伪县长李午阶为等中央军接收，拒绝向八路军投降。为防备八路军攻城，李午阶强令城里13岁至65岁的男子，全部出动到城墙上去挖战壕和修暗堡。城墙垛口是第一道防线，因当时八路军已经有了机关枪和迫击炮，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光靠垛口很难阻挡对方登城。挖战壕就是把城墙顶部的地面城砖掀开一溜，挖几条半人多深的壕沟，准备在八路军架云梯登上城墙后，作为第二道防线继续抵抗。修暗堡则是在城墙中间部位掏洞，把城墙掏空，在城墙外层砖皮上掏枪眼，以阻止八路军靠近城墙。这些暗堡不怕机枪和炮弹，因为枪弹打不透城砖，炮弹不能直射，也炸不到暗堡（迫击炮炮弹是弧形弹道往下落地爆炸，无法朝暗堡发射炮弹）。只能用绑在木棍上的炸药包，靠在暗堡枪眼下面来炸，但是靠近城墙又不容易。由于在城墙上修建了许多暗堡和壕沟，确实给八路军攻城造成很大困难，伤亡了不少战士。八路军大部队攻城时，既有机关枪也有小钢炮，打得很激烈，许多老百姓都躲在家里，避免被流弹所伤。从9月15日至17日，经过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八路军才打下了蓟县城，击毙了李午阶，俘获了1100多个日伪军。老百姓们听不到枪响了，才被组织起来欢迎八路军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