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有关“新张家”的故事

“南王家”随着满清政府的垮台而没落迁走后，空荡宅院的主要部位，也就是现在中医院前院，卖给了一家姓张的大户人家，老城里人俗称其为“新张家”。“新张家”不如“南王家”的家业大，“南王家”的南院——现在印刷厂院，在“新张家”时期已是一片废墟和空地了。“新张家”的人丁也少了许多，因为这时已是民国年间，豪绅家里已经没有那种卖身的“奴仆”了。“新张家”和“南王家”共同的特点是，他们不像农村的地主富农那样自己家雇佣长工，直接耕种土地。而是拥有田庄的，也就是把许多土地租给佃户耕种，自己家庭完全脱离农业生产，只靠收取租银维持豪华生活的大财主。“新张家”的家里也雇佣了账房先生、厨师佣人，但是，不像“南王家”那么猖狂，没有家丁和保镖。而且“新张家”也不是普通的“土财主”，也是和“南王家”类似的官宦人家。逢年过节，蓟县的县长也是要到“新张家”去拜见张家的“老夫人”——张老太太的。

“新张家”的原籍在哪里，现在的老年人也说不清了。只知道他家是在辛亥革命之后搬到“南王家”故居的，在蓟县城里既没有开设买卖店铺，城周围也没有土地，但是家里很有钱，估计是从佃农手中收取的收租金。家里的说话算数的是“老夫人”，也称“老太太”，有些类似《红楼梦》中的贾母。

新张家有三个儿子。人们习惯的称其为“大爷”、“二爷”和“三爷”。这哥仨的名号，人们说不清了，只记得老三叫张彦模（音）。张“大爷”在宋哲元的二十九军，担任军部参谋长，也是一位将军，妻子儿女都在外边。家里只有张“二爷”和张“三爷”两房人员。张“二爷”的妻子俗称张“二奶奶”，他们有一个儿子，名叫张骥。张“三爷”的妻子俗称张“三奶奶”，他们有一个女儿，名叫“姬娍”。

在城里西南隅，围绕着“新张家”的哥三个，流传着几段故事。

张“大爷”自幼刻苦读书，民国初年考上军官学校。那年代正处军阀混战之际，英雄们大有用武之地。张“大爷”入伍后步步高升，三十多岁就当上了宋哲元29军的参谋长。但是他平时忙于军务，很少回家，所以蓟县城里的邻居们都是只闻其名，不识其人。张“大爷”虽然身居高位，但为人谦卑恭和，行动低调，在老县城里的乡亲们中留下了美名。

故事发生在在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当时我们冀东这片属于29军的防区。长城外的东三省建立了伪“满洲国”，驻扎有日本人的军队。当时在迁西县的长城关隘喜峰口，驻扎29军的一个团，与附近的日军相对峙。这一年，当日军进犯在喜峰口时，29军的官兵奋力反击，爆发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在“喜峰口战役”爆发前夕，身为军部参谋长的张“大爷”从北京的29军军部，到河北省迁西县喜峰口一带视察防务。准备在经过蓟县时，顺便到家里看望一下老母亲。由于张“大爷”提前给家里“拍”来了电报，电报局给张家送电报时，这个消息也就传了出去。于是当时的蓟县县长和一些政府官员，城关镇的镇长、还有西南隅的村长、里长等人都组织起来，和张家的二爷、三爷等人到城西五里桥去夹道欢迎。那年代蓟县人很少看见汽车，即使看到的也是那种烧“劈柴”的（蒸汽机）大客车和大卡车，根本没见过烧汽油的（内燃机）小卧车。所以有些老百姓听说这个消息后，也都想见一见张将军回家探亲的“阵势”，也就跟来一起凑热闹。官员和民众加在一起，大约得有七八十人，其中就有我的曾祖父孟昭信。那时我家和新张家只隔一道墙，也是近邻，所以也去迎接张“大爷”了。

等到上午十点来钟，张“大爷”的车队过来了。据说他带来一个警卫排，前后各一辆大卡车，中间是一辆小卧车。见到欢迎的人群，张“大爷”立即下车，张“二爷”、“三爷”给大哥一一介绍了各位官员和父老乡亲。因为那些出面欢迎的人年龄比较大，一身戎装的张“大爷”随着弟弟的介绍，逐个给人们立正敬礼（军礼），说话很客气，态度非常随和。见过他的老百姓都说，张“大爷”像个书生，没有一点官架子，更不像戏台上的武将那么鲁莽。见过礼之后，县长等人请张“大爷”上车先走（因为那时的县长没有公车，也是步行的），张“大爷”说：“父老乡亲们不辞辛苦来迎接我，小侄怎敢在长辈们面前做大，我们大家还是一起走吧。”于是，就和大家边走边聊，非常融洽。从五里桥到城里这一段路程，张“大爷”就是和大家一起走回来的。除两个护兵和张“大爷”一起步行之外，其他军官和卫兵都在汽车上，跟在后面慢慢的行进。当时，这件事在蓟县城里广为传颂，因为过去县官出门都要乘坐八抬大轿，班头衙役鸣锣开道的。像张“大爷”这样敬重老百姓的“大官”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后来听说在解放战争时期，张“大爷”当了国军的总司令，也不知是兵团司令，还是战区司令，最后在海南岛驻守。在解放军围攻海南岛时，张“大爷”的部队打不过解放军，就率部投降了。因为“投降”既不等于“起义”，也不同于战场“被俘”，张“大爷”既没有被共产党安排当官，也没有被当作“战犯”被捕入狱。但是，后来的情况就没人知道了。我估计像他这种情况的国民党军官，很可能被“优待”后，到香港或者澳门去，然后再与已经在台湾的家属联系，或在香港或去英美等国家，自谋生活出路了。

关于“新张家”的张“二爷”，也有一段故事。张“二爷”自幼娇生惯养，游手好闲，娶妻生子后仍然不务正业。每天提着个鸟笼子东游西逛，抽大烟吸白面，还耍钱赌博，糟践了不少钱财。张家老太太经常责骂二儿子“没出息”、“不争气”，气的老太太常为此犯气喘病。后来，有人说张“二爷”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因为老太太主持家务，所以张二爷才“吃凉不管酸”，如果让他自己当家过日子，可能就不那么浪荡了。张老太太一想也有道理，于是就把家中土地分成三份，给张“二爷”一家三口一部分由佃户耕种的土地，一个小院，让他们自己去单独过日子。老太太管理着大部份土地和三儿子一起过。

谁知张二爷恶习不改，自己当家过日子后，还是照常吸毒和赌博，张二奶奶劝说他也不听。依靠那些地租的收入根本不够他的开销，于是就变卖土地，没几年就把土地卖光了。张“二爷”变成了穷光蛋以后，接三岔五的来找老娘要钱花，还说什么当初分家不公平，老太太偏向三儿子等等，常把老太太气的半死。张老太太见二儿媳和孙子张骥可怜，就让张二奶奶来自己这院“打工”，做些洗洗涮涮的家务活，以便养着这娘俩。

张“二爷”败家的事情被大哥得知后，为给老母分忧，张“大爷”就捎信来让二弟去他的部队当兵。老太太也同意让二儿子到部队去接受约束和管教，张“二爷”也愿意去大哥的部队里“升官发财”，就高高兴兴的到北京去了。到北京后，张“二爷”在29军军部当了一个“自由兵”，虽然大哥对他要求很严，可别的军官碍着他大哥的面子，谁也不好意思严格管束他。结果他还是吸毒和赌博，那年代城市里有公开的大烟馆和麻将馆，他那一个月几块钱的津贴，怎么够开销呀。于是就向军部的同事，不管是当兵的还是当官的，只要认识就朝人家借钱，而且借了也没钱还账。所以张二爷当兵不过两三个月，借账抽大烟耍大钱的事，在29军军部就传开了，这可是违反军纪的大罪呀。张“大爷”得知后非常生气，命纠察队到烟馆去查找。张“二爷”被纠察队抓住后，还蛮不在乎，说什么“参谋长是我大哥，你们能把我怎么样”等等大话。这下可把张“大爷”气坏了，命人把他绑了进来，斥责他说：“在家里你不守家规，整天惹母亲生气，在部队你违反军纪，惹是生非。你既是我们张家的败类，也是国家的败类，活在世上白浪费粮食”。就命令士兵把他拉出去毙了，如果张“二爷”好好认错，再有部下求情，也可能不至于处死。谁知张“二爷”从小“耍光棍”习惯了，面对军法毫不在乎，还大声叫嚣“逞能”。弄得下属们既不敢真的“枪毙”张“二爷”，也无法为张“二爷”讨饶求情。结果张“大爷”一气之下，亲自开枪毙了张“二爷”，然后派人把尸体装进棺木运回蓟县来安葬。

张老太太满以为二儿子到了部队能学好，哪知时间不长就因违反军纪而被大哥亲手枪毙了，真是又气又恨又心疼，身子骨越发衰弱了。张“二奶奶”和儿子张骥，虽然还是和婆婆及小叔小婶一起生活，但是因为自己那份家产已被败光，所以无法以“主人”自居，只能以“仆人”的身份，干些家务活，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新张家”的“三爷”——张彦模也有一段故事。张“三爷”从小就有出息，成家后也是个守财奴，很会算计。分家后他与母亲一起过，管理着大哥和他自己两份家产。因张“大爷”全家在外，不但不需要家里的钱财，还要孝顺母亲些高级营养品，给些稀罕物。所以大哥这份家产也就等于是他的家产了。张“三爷”真的很会“治家”，即便对二嫂也不太客气，还真的拿她当扛活的使唤，让她干这干那的。不过在吃穿上还是当家里人一样，既不用给二嫂开工钱，也不让她们娘俩单过。可惜好景不长，1938年“冀东抗日大暴动”失败后，日本军队进驻蓟县城里，便把已失去靠山的“新张家”（张“大爷”随“国军”南撤了）的宅院“征用”了，在这里建立了日本人在蓟县的最高指挥部（同时被“征用”的还有与“新张家”一墙之隔的我家老院，被作马厩使用）。从这以后，老百姓就俗称“新张家”的宅院为“日本队部”了，也不知是“联队”（相当于团）队部，还是大队（相当于营）队部或中队（相当于连）队部，因为蓟县城里并没有多少日本兵，我想按“级别”应该是“联队”队部。

“新张家”虽然宅院被无偿征用，但是家里有钱，又在城里西南城根下置买了一所大宅院，里边也有十几间大瓦房，虽然不如老宅子气派，却也不失财主家的“风度”。同时“新张家”在县城里的“威望”也没怎么减少，因为，1935年中日签订“何梅协定”后，冀东十五县成立了“自治政府”，各县的地方政府就已经由日本“顾问”控制。“七七事变”后，县政府的人事变动不大，所以，“三爷”张彦模和县政府的官员们还是“老关系”。

可是，张“三爷”倒霉也就倒在这“老关系”上了。大概在1942年的前后，日本兵和警备队下乡讨伐，抓来了一个抗日的女干部，关押在大牢里。这个女干部出身富裕家庭，她父亲听说女儿被捕，就托人给张三爷送来几百块大洋钱，求张“三爷”给“伪县长”送礼，把女儿保出来。张“三爷”自以为跟县长有交情，就收下人家的钱财，一口答应下来。也不知张“三爷”是否把这些钱全部送给了当时的伪县长（是在大汉奸李午阶当县长之前的伪县长），还是自己从中落下一部分钱，反正这事当时没办成。如果是一般的刑事犯，张“三爷”出面，县长得了钱财，把犯人保出来或者释放回家，倒是轻而易举的事。因为那时没有法院，县长也负责过堂审案子，是判是放日本顾问不管，所以好办。可这次抓的抗日女干部是政治犯，由日本人负责审讯，伪县长管不了。而日本人是贿赂不了的，所以张“三爷”这次白费力了，事没办成，钱也没退给人家，女干部家的钱白花了。

后来，这个女干部经不起严刑拷打，投降叛变了，出狱后在日本人的机关里当了特务。她在回乡探家时，听说了家中为营救她白花几百块大洋钱的事。回到县城后，她先找到张“三爷”“讨要”那几百块钱。张“三爷”是个守财奴，为营救她也的确花费了不少钱，怎肯再把钱退回去，这样自己不就干赔本了吗？而且，张“三爷”也不知道这个女人当了日本特务，所以就把这个女人给回绝了。女特务气恼之下，就以张“三爷”“私通共产党”为由，到日本顾问处把张“三爷”告了。日本人把张“三爷”抓去审讯，张“三爷”供认了接受中介人的几百块大洋，想“保”那个被当“共产党嫌疑”而抓来的富家女儿出狱的事实，但说中介人和富家女儿都是良民，不是共产党。日本人哪里肯相信呀，因为这个富家女儿自己都承认了，叛变了，张“三爷”还包庇她，不是自讨苦吃吗。结果被狠揍一顿，下到大牢之中。日本人派兵去乡下抓那个中介人，哪里抓得到呀。那年头，乡下的人们讲“跑反”，一听说日本人和伪军来了，能跑的都跑了，能藏的也藏了，能躲的也躲了。这样一来，日本人更相信张“三爷”是私通共产党了。

张“三爷”入狱后，吓坏了家里人，老夫人赶紧让管家变卖土地，筹集钱财，到伪县政府里上下打点。西南隅的邻居们讲，为营救张“三爷”，“新张家”破费了大半家财，下人们用挑筐挑着大洋钱往县政府里送。听说当时的伪县长曾经找日本顾问，为张“三爷”求情，说张“三爷”只是图钱，不是共产党。日本顾问说：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但是为了钱给共产党办事也不行，是“良心大大的坏了”（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政治立场”问题），对这种人要“杀一儆百”。结果，把张“三爷”关押一个多月后，被日本人张贴布告，以“贪图钱财，私通八路”的罪名，判处死刑。

在枪毙张“三爷”那天，城里不少人都闻讯赶到西关的“法场”看热闹，“新张家”的老太太、少奶奶们白衣素装，也来到“法场”与亲人诀别。张“三爷”被五花大绑，后背上插着“招牌”押解到刑场，人都有些傻了，见到熟人只会哭，说不出什么话来了。一声枪响，张“三爷”栽倒在西城门外护城河边的沙滩上。行刑者解开绑绳撤走后，张老太太抱着儿子的尸体放声大哭，张“三爷”头部枪眼中流出的鲜血染红了母亲胸前的衣衫。张“二奶奶”和儿子张骥、张“三奶奶”和女儿姬娍，也都失声痛哭，围观者不少人也跟着掉眼泪。

自此以后，“新张家”的元气大伤，老太太本来就年老多病，加上这么大的精神打击，过不多久也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了。这样，“新张家”就只剩下两房孤儿寡母，支撑着“败落”的家业了。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新张家虽然败落下来，但还是小财主，比一般穷人家还是富的多。

日本投降后，共产党解放了蓟县城，1946年土地改革中，“新张家”多余的土地和房屋被“平分”，长工也都走了，成了普通的农户。1946年9月下旬，顽军进攻冀东解放区，国民党傅作义部队的一个团占据了蓟县城，在这期间，张“二爷”的儿子张骥已长大成人，就在这支国民党军队里当了兵。到1947年6月傅作义收缩兵力，这个团撤回北京。同时，蓟县的许多土改时被斗争的地主、富农和商家店铺的老板们，也跟随国民党部队一起西逃北京。“新张家”的张“二奶奶”、张“三奶奶”和女儿，也都带着家中财物，到北京城里置买房屋安家落户了。北京和平解放后，傅作义的部队被改编，张骥也成了解放军。全国解放后，部队裁军战士复原，张骥在北京当了工人，合作化之前他也回过西南隅几次，我小时候见过他。张“三爷”的女儿姬娍由于读书识字有文化，在北京当了小学教师。至于解放后，张“大爷”家的人与张骥他们兄妹是否还有联系，蓟县的老乡们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