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过皇差”与闹“义和团”

大清朝的时候，蓟县城里经常接待皇帝家去东陵上坟扫墓的队伍，人们俗称为“过皇差”。

提到“过皇差”必须先说说清东陵。

1644年清军入关，在北京建立都城之后，在京城的东西两面修建了两处皇家陵墓。一处在河北省的易县，俗称西陵，一处在河北省遵化县，俗称东陵。蓟县位于北京与遵化之间，清东陵又位于遵化与蓟县的交界处。因此，蓟县成为清代皇家去东陵的必经之路。清东陵位于遵化县马兰峪西侧，现在马兰峪是遵化县的一个镇，西面是陵区，陵区内有遵化县东陵乡的十几个村庄。马兰峪镇和东陵乡都处在一个C形的山环里，陵墓区就选择在山环里边。陵区（东陵乡）的东南部是一片地势比较平坦的大山口，俗称“龙门口”。龙门口的西南侧---也就是在陵区南山最东边山头的前面，有一个村庄，就是遵化县石门镇。从北京、三河、蓟县、经遵化县、迁西县到山海关的公路就从石门镇穿过。石门镇东面向北拐进入龙门口，向北直通马兰峪镇里有一条公路，由龙门口向西北直奔陵区也有一条路，达到陵区内就是大石板路，号称神路，两侧有石人石马等装饰物。

陵区的南侧偏西方向的两个大山（当地人称为天字山和牤牛山）之间是一道小山梁，名叫“小喜峰口”。东陵的大院墙（蓟县、遵化是以东陵大院墙为分界线的）就修建在小山梁的顶部，小喜峰口处有东陵的一个大门。门外蓟县一侧的山坡处有一座行宫（乾隆18年修建），一个喇嘛庙（唐朝建的隆福寺，乾隆九年重修改称为喇嘛庙），三个守陵军兵的营房（西营、东营也称前营、北营也称后营）。这些古建筑早已拆毁，演变成现在的隆福寺村。再往西，也就是在陵区的西南方向是黄花山和大杏山。这两座山之间的小山梁上也有东陵的大院墙，也是两县的分界线。在东陵大墙的外面的蓟县境内有清代的王爷陵，再往西面还有一个太子陵，只是因为没受到国家重点保护早就坍塌损坏，面目全非了。在清代陵区内外是没有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村庄和耕种的土地的，只有守卫和维护陵墓的旗人们居住，他们都是吃俸禄（挣工资）的。那时陵区内大片土地都是树木和荒草，周围几座大山的两侧（前后山坡）都是很粗的松树和柏树。因为从清朝选择此处为陵墓地区之后，200多年的维护，陵区周围的山上的松柏树都已成为森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满清皇帝退位了，这些守卫、保养、维护陵墓的旗人们的俸禄被取消了，人员却没人安置，陵墓也未由民国政府的官员来管理。这些旗人们还是居住在原来的地方，国家不给俸禄，他们就靠陵吃陵，先瓜分变卖皇家供奉祭祀用的设施（拆毁无人管理的殿堂、行宫、寺庙等房屋）、金银器皿等物，后来就砍伐陵区内及山上的林木变卖，俗称“砍板”(枝杈当柴烧，树干砍成板材）。后来把松柏树林基本都砍光了，才在陵区内开荒种地，变成了当地的农民。像遵化县的马兰峪镇和东陵乡，以及蓟县一侧的孙各庄满族乡，就是由看守、维护陵墓的旗人居住地演变而来的。因当时陵区的无政府状态，也使一些外地汉族农民乘机来这里开荒种地，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现在陵区周边山坡上的松柏树，都是解放以后栽种的。

据这些守陵旗人们的通俗说法，清代的规矩是：死皇帝走龙门口，活皇帝走喜峰口；死皇帝住陵区内，活皇帝住陵区外。就是说在为病逝的皇帝送葬（出殡）时，送葬的队伍要经过遵化县石门镇东面的龙门口，进入陵区安葬后，新皇帝及后妃大臣们要在陵区外的马兰峪镇上的行宫、驿馆、庙宇及守陵部队的营房等处居住。而平常每年清明节上坟扫墓时，皇帝和后妃们是从蓟县马伸桥镇北面的小喜峰口进入陵区的，上坟的队伍分别居住在小喜峰口的行宫、喇嘛庙和前营后营的空余营房处。为什么送葬与上坟扫墓选择的路线不同呢？主要是路程远近和路况不同的原因。龙门口是从C形山环的缺口处进入山环内，走的都是平地，路面比较宽敞平坦，可以行使较大的车辆。小喜峰口是个小山梁，是比较陡峭的山路，路面较窄，车辆难以通过。马兰峪是朝廷任命的守陵大臣的驻地，是守陵部队的总指挥部和修建、维护陵墓工作的领导机关所在地，守卫着陵区的大门（正门），而小喜峰口只是陵区的一个小便门。但是，距离北京的路程来说，龙门口要远了五六十里，等于是饶了一个160度的弯进入陵区，而小喜峰口是一条直路。因为“大行皇帝”（病故的皇帝）的“梓宫”（皇家的棺椁）需要大型车辆运载，所以只能走龙门口。而且送葬队伍人员多，不仅有新皇帝和后妃们，还要有文武大臣们，需要在马兰峪居住。而平时清明节上坟扫墓，是皇帝家自己的事，只有皇帝、后妃及内务府的官员随从，人员较少，小喜峰口的行宫可以容纳。而且皇帝后妃们既可以乘车，也可以坐辇（二人抬着的简易轿子），上坡路、台阶路都能走。所以，上坟的队伍走小喜峰口比较方便，既可以节省开支，也可以节省时间。

可是，不论是走龙门口的皇家送葬队伍，还是走小喜峰口的皇家上坟队伍，往返途中都要从蓟县城里经过,这就是所谓的“过皇差”。

过去城里的老百姓把皇家的队伍称为“皇差”，城里的独乐寺、广福寺、上庵、龙泉庵、西关的天仙宫等地，都是“皇差”午休或者夜宿的处所，独乐寺东院有专门供皇帝与后妃居住的行宫。

因为过去的皇帝、皇后、太后、和嫔妃们，所乘坐的所谓“龙车凤辇”，只是马拉的木轮车，车上有不到一人高的木制车楼子，俗称“轿车”。车楼内只能蹲着和坐着，不能站立。车轴上没有减震设施，虽然里面铺垫较厚，坐久了也不舒服。而且那些手持旗罗伞扇、举着金瓜斧钺的仪仗队，持枪垮刀的警卫队，以及左右侍候的太监、宫女们都是步行的。据说为了使“皇差”队伍步伐整齐，队旁还有个敲梆子的官员，类似现在“嘟、嘟”的吹哨子或喊“一、二、一”的口令，使全队整齐又威严。虽然也有些官员是骑马或坐轿，总的看速度都不快。从北京到东陵要走好几天，途中每过十几公里就要休息，中午要吃饭，晚上要住宿。蓟县境内的白涧、邦均、桃花寺、隆福寺等地，都有“皇差”队伍休息的寺庙和“行宫”（专门供皇帝皇后们休息的屋子）。

蓟县城里的独乐寺旁边有专门的行宫，供皇帝与后妃们居住，有时皇差队伍里人很多，不可能都住在行宫里，城里的广福寺、龙泉庵、上庵等几个大寺庙和西门外的仙女宫，都有多余的房屋，作为“驿馆”，供“皇差”们吃饭或住宿（县衙门只是办公，无接待“皇差”食宿的任务）。

送葬的“皇差”队伍人数较多，需要接待的寺庙较多，若干年才遇到一次。每年一次的上坟的“皇差”队伍人员较少，需要接待的寺院也少。

“皇差”队伍人多需要住宿时，皇帝与后妃住在独乐寺行宫，皇家的女眷（嫔妃、宫女）们住在上庵、龙泉庵，男性随从们住广福寺和仙女宫（俗称娘娘庙，是道士修行居住的地方）。如果不需住宿只是午休，就在独乐寺和仙女宫这两处，因为这两处就在国道的旁边，可以节省时间。

如果上坟的“皇差”队伍人少，即便需要住宿，独乐寺和仙女宫这两处寺庙也可以接待。

总的看，蓟县城里接待“皇差”次数较多的还是西门里的独乐寺和西门外的仙女宫。

另外，有时皇帝还要到蓟县城西北面30里外的盘山风景区度假，需要从白涧邦均等地经过。所以，白涧邦均的寺院接待“皇差”的机会也比较多。

过去，蓟县流行一种说法：“要当老道在西关，要当和尚去盘山，要当尼姑到白涧”。就是因为西关的道士、盘山的和尚、白涧的尼姑们，都有较多的机会接待皇帝和娘娘们，所以得到皇家的赏赐和大户人家捐献给庙里的耕地及佃户比较多，这些出家人都过着豪绅般的生活，这些宫观寺院里的“当家人”，因为能够与皇帝和皇后们相识，比县官还牛气。

每年“过皇差”之前，蓟县的官府就组织民工用所谓“清水泼街、黄土铺地、碾压夯实”的方法，把城里城外的道路修整一遍。因为过去的街道都是沙土路面，是把碎沙石和黄粘土掺和在一起碾压夯实的，时间长了会出现车辙、马蹄窝和浮土，皇差队伍经过时，难免出现尘土飞扬和车辆颠簸。提前用清水泼街、黄土铺地，使路面保持平坦和半干半湿状态，就可以避免车辆颠簸和尘土飞扬了。

以前过皇差也是蓟县民间的一件大事，许多城外乡下的人都要赶到城里来看“热闹”。因为皇帝出行，仪仗队伍庞大，金瓜斧钺、旗罗伞扇，场景壮观。骑马的，坐车坐轿的，步行的，举长枪的，挎短刀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这远比州官、县官出巡时，坐着八抬大轿，衙役们打着“肃静”、“回避”的旗子，鸣锣开道的排场大多了。

“皇差”经过时，城里和城外来的的老百姓要像过节一样，穿上干净的衣服，在大街两旁“跪迎”，并要山呼“万岁”的口号。所谓“跪迎”，就是让老百姓头朝外跪在大街旁边，不许站起来也不许转身，当然可以扭头观看皇差队伍的状况。

可是跪在大街上的老百姓，只能看见那些打着旗罗伞扇、举着金瓜斧钺的仪仗队和持枪垮刀的警卫队，以及跟在龙车凤辇旁边的太监和宫女们，根本看不到皇帝和后妃们。因为走大路时皇帝和娘娘都坐在龙风车里，外边有车帘遮挡，除非皇帝与后妃们撩起车窗帘往外看，否则看不见车里的人。

出行距离短或者走小路山道台阶路时，皇帝和后妃们要坐辇，也就是敞篷的小轿子。那些在行宫和寺院里负责接待工作的人员、僧尼和道士们，就能亲眼目睹皇帝和后妃们的容颜了。

1969年我听孙各庄乡隆福寺村一个80多岁的满族老头讲，他家是看守小喜峰口隆福寺行宫和喇嘛庙的旗人，小时候见过好几次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并说慈禧的长相就和他们村某某姑娘差不多。后来我在北京故宫看到了慈禧太后的画像和照片，还真的就和某某人差不多。

总的看，在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不像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那样，经常下江南的出京巡视，普通老百姓能见到浩浩荡荡的皇帝车驾队伍的机会，是非常之少的。而蓟州地处北京城和东陵的沿途，每年清明节前后都要过“皇差”。这里的一部分人有机会看到皇帝的龙车凤辇，一睹龙颜，甚至接受皇帝与后妃娘娘们的召见，这也成为过去蓟州城里老百姓的一种荣耀了。

再有关于满清年间的故事，就是闹“义和团”了。蓟县的老百姓之所以称为“闹”义和团，大概是因为它在蓟县只是“热闹”了一阵子，后来就过去了。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起初清政府是对它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的。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教会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偏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因此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自发的反教会暴力斗争接踵而起。义和拳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对义和拳的“拳匪”严加镇压。因清政府不甘心接受西方列强的挟制，也想利用国内老百姓的“反夷”力量遏制西方宗教文化在华的发展 。1898年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中，又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1899年，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建议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由政府控制减少暴力过激行动，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延续此政策，默许义和团设场练拳，对暴力违法的人才以“匪徒”罪名捉拿惩办。这个政策，虽然限制了义和团的一些暴力反教会行动，却有利于义和团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及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不能偏袒教会。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当时中国正面临被列强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要利用义和团，联合民间力量，和西方列强较量。于是就爆发了八国联军进攻北京的战争。战争初起时，清政府征召山东、直隶的十几万义和团到津京地区“勤王灭洋”，清政府也派出大量军队保卫京畿。尽管中国的参战人数数倍于敌（八国联军最初二三千人，后来最多三万人左右），最终还是失败了，八国联军先占天津，后占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跑到西安避难。1901年9月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社会团体，义和团运动也就宣告结束了。

义和团用以发动群众的手段是设坛传法，它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法术”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灵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每个基层单位就是一个坛，每个坛都有自己的名称。各坛的人数多少、力量强弱不同，但是坛与坛之间都是平级的关系，许多坛联合行动时，由坛主们临时推举总负责人。每个坛义和团的头领称为大师兄、二师兄，应该是正副坛主了。与义和团并列的妇女组织称为“红灯照”，“红灯照”的坛主是大师姐和二师姐。在与洋毛子作战时，义和团在前面冲，红灯照作后勤保障工作。

蓟县的“义和团”与“红灯照”是在八国联军与清政府开战前夕，由天津那边传过来的。他们一起来了十几个人，在蓟县城里设坛传法，领头的大师兄、二师兄、大师姐、二师姐，还有几个普通的义和团、红灯照的成员，多数是杨柳青那边的人。他们的宣传方法既有些像打把势卖艺的江湖人士，又有些像在1966年造反运动开始时，到处大串联撒传单搞讲演，扇风点火鼓吹造反的红卫兵。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城里的一些男性年轻人参加了义和团，可是却没有多少女人参加“红灯照”。

义和团的大师兄和二师兄在传法时，要找一个场地，摆放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摆放香炉，烧香祭祀神灵。他们首先进行演讲，说“洋毛子”到中国来传教不信神佛，只信上帝是如何的不好，让中国的老百姓不要上当受骗，不要加入天主教。还说教堂里的人有“拍花”的，利用邪术在人的后背上轻轻拍一下，就会使这个人迷迷糊糊的跟着他走。把被拍的人带到教堂里面扒心肝挖眼睛，利用中国人的器官去给外国人治病（器官移植）等等，鼓动大家和洋毛子（西洋人）及二毛子（信天主教的中国人）作斗争。又说中国的神佛本领大，一定能把洋毛子赶出去。当时，在社会上就流传着有“拍花的”害人的故事，只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经义和团一宣传，才知道是教堂里的洋毛子和二毛子干的坏事，大家当然都很气愤。

讲演结束后就表演请神附体，这个过程称为“上法”。每个参加义和团的人，都要学会“上法”。“上法”开始的时候，有些类似跳大神的巫婆神汉请神灵“上体”，也是先烧香跪拜，嘴里念叨一些含糊不清类似咒语的话，然后像发昏又似睡着了，一阵沉寂。时间不大开始活动四肢，做一些奇怪的动作，嘴里还说某某神来也。如翻筋斗，耍猴拳的自称“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也”，笨手笨脚打几套拳脚的称“天蓬元帅（猪八戒）来也”，在地面上一伸一曲爬行的自称“蛇仙附体”，连窜带蹦的称“玉兔大仙”附体等等。围观的老百姓似信非信，就像看演戏的杂技表演似的，也有人鼓掌和叫好。

另一种表演的是刀枪不入的法术，表演之前先用朱砂笔在黄纸上画符，之后把这张写好符咒的纸烧了，把纸灰放进酒（或者水）碗里，把酒（或者水）喝下去，就可以刀枪不入了。说神灵附体可以刀枪不入，也不是像武术比赛似的在两人对打过程中来体现。而是由这个喝了符咒酒（或者水）人躺在地上，肚皮上放一根筷子，另外的人用大刀照准肚子一砍，筷子断了，肚子没伤，围观的老百姓又鼓掌。把花枪（红缨枪）顶在肚皮上，枪杆（白腊杆）弯曲甚至折断，肚皮也没伤。这些和现在的硬气功表演差不多，只不过硬气功表演没有装神弄鬼的过程。

另外，据来蓟县的义和团员们讲，还有一种拳术叫“百步神拳”，每天半夜子时站在十几米深的井口上，用拳头朝井口里猛杵（打击）一百拳以上。练习接近一百天时候，可以听见井里的水被拳头打击的声音。一百天以后，凭拳头发出的“神力”，可以将十几米以下的井水杵的翻花，发出哗哗的响声。练成“百步神拳”的功夫以后，也可以用拳头的“神力”，把几丈以外一百步以内的人打倒。他们只是说某某坛的大师兄某某人有这种功力，并没有人来实际表演。还说天津那边某某坛的义和团，通过“上法”，掌握了飞行之术，可以在距离地面一丈多高的空中行走。这个坛的几十名义和团员，全部使用红缨枪，交战时，他们可以从高空往下俯冲刺杀敌人，敌人的刀枪却够不着他们，拿他们没办法。现在一些影视剧中关于那些武功高强的人，用掌风可以扫落树上的叶子，击倒对手，利用轻功可以在空中飞驰等功夫，和当年义和团宣传的相似，大概都是源于这些古代传说吧。

由于来传法的义和团把“上法”说的神乎其神，又把洋鬼子说的很坏，蓟县城里的一些年轻人还真有相信的，就参加了义和团，一起跟着练习武术和“上法”。我们老孟家一个小伙子孟昭义就参加了义和团，他“上法”后，趴在地上蹦，说是“兔子大仙”附体，当时家里人都认为是真的。

过去蓟县城里没有洋教堂，也没有信教的（距县城十里之外的敦庄子有天主教堂，我也不知是何时修建的，过去蓟县有些村庄的老百姓信奉天主教，也不知是何时发展起来的），城里边没有义和团的打击目标。所以，也没听说义和团在蓟县搞了什么暴力的活动。

他们在蓟县发展了一部分力量之后，听说八国联军要从天津租界地出发进攻北京，山东省河北省所有的义和团和红灯照队伍全集合到天津北京中间地带，要和洋鬼子决战。于是蓟县的义和团就到天津去和洋鬼子打仗去了。

过了一段时间，孟昭义等在蓟县参加义和团的人就从天津跑回来了。听他们说，刚去天津时还可以，八国联军人数较少，义和团打了几次胜仗。后来八国联军的兵力增加了，虽然义和团有十几万人，比八国联军要多好几倍。可是，由于平时只是练习拳术和武术，使用的武器都是大刀长矛，连弓箭手都没有。只适合面对面的拼杀。和洋人交战时多数人有劲使不上。因为受地形地物限制，义和团无法把洋鬼子包围在一个小圈圈里围而歼之，而是像江水后浪推前浪一样往前涌。洋鬼子在距离很远的地方开枪开炮，往前冲的义和团光去挨打的，却打不着人家。真正能够踏着同伴的尸体冲到洋毛子面前，使用大刀长矛砍杀敌人的义和团是少数。当然，洋鬼子的炮弹子弹也有耗尽的时候，前仆后继的义和团也可以和洋鬼子短兵相接，也打过胜仗。但是总的说，义和团的大刀长矛不如洋枪洋炮。后来八国联军又增加兵力，义和团结果还是败了。不知什么原因，中国的神灵也怕洋枪洋炮，枪炮声一响，“上法”就不灵了，“刀枪不入”“百步神拳”的法术都不灵了，那些会空中飞行的义和团也飞不起来了。义和团死了不少人，蓟县去的这些义和团的新成员还没到阵前去打仗，后来就随着撤退跑回家来了。也有的人说，是义和团在打仗时犯地名了，因为交战的地方叫“杨村”和“落垡”，乃“洋存”、“落法”之意也，义和团还能不败吗？后来又听说北京城也被八国联军占领了，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跑了。再以后就是签订《辛丑条约》，大清朝给洋人割地赔款了，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也就“闹”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