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孟家上学读书受教育情况

我家虽然是中国儒学大师孟子的后代，也不知从那代远祖时就离开书香门第，改作工匠手艺了。但是思想信仰上还是传统的儒家思想。

我们三大户孟家的几代人中，没有吃斋念佛的，也没有信“洋教”（天主教、基督教）的。供祖宗不供菩萨，逢年过节，给“祖宗牌位”烧香上供，上坟烧纸，不到庙里烧香拜佛。他们以忠孝节义为道德标准，既不是有神论者，又不是无神论者。他们对生命的看法是：“人死如灯灭”，也就是说人的肉体如过去油灯的“灯碗”，性命如“灯油”，灯油耗尽了灯就熄灭了，只剩下空碗。人的性命精力耗尽了，人就死了，只剩下肉身。对神鬼的看法是：“信则有，不信则无”，鬼神存在于人们的心里，而不是存在于客观世界上。他们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未到”；“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神敬善人，鬼怕恶人”等民间格言。这种朴实又有些愚昧的世界观，也是旧中国众多老百姓精神状况。

对于文化学习，从我们孟氏家族来说也是比较重视的，是希望让自家的孩子读书成才的。但是，过去的读书的目的和现在是不同的。

过去的中国是小农经济社会，广大农民是没有文化不认识字的，因为当时从事农业生产也不需要读书识字。那时上学读书就是为了脱离农业生产，优秀者通过县内考试，取得县政府授予的“秀才”学位，类似现在的初中毕业生。“秀才”中的更优秀者通过省里的考试，取得省政府授予的“举人”学位，类似现在的高中毕业生。“举人”中最优秀者通过中央政府的考试，取得国家授予的“进士”学位，类似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取得“进士”学位后，国家就给安排工作，成为“朝廷命官”了。如果再能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就等于是有工资的“研究生”了。如果再能进入翰林院，那就等于进入科学院当研究员了，若能获得“大学士”的官职，就等于是“院士”头衔了。而从秀才到举人，再到进士，等于是优中选优再选优，经过几次淘汰，进入最后一关是非常困难的。当朝廷缺少官员时，有的举人也可能被“提前录用”安排工作，而秀才是不能成为朝廷命官的。有些举人和秀才，也可以从事官府雇佣的“书吏”、“师爷”一类的事务性工作，俗称“做事的”，但在社会地位上属于临时工。有的秀才成为富豪家庭雇佣的管家、账房先生或教书先生，也有的成了乡村的私塾老师。还有举人和秀才，不甘心落榜，一次一次的总去“应试”，结果一事无成穷困潦倒，以失败告终。

在这种激烈竞争的考试文化中，老百姓中多数人对“读书做官”、“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望而却步的，他们觉得与其供子女上学成为“孔乙己”式的人物，还不如直接就让子女当“闰土”式的农民。所以，先把小孩子送到私塾或学校念点书，检验一下孩子的智商，一看学习成绩平常，不可能成为学习尖子，也就不再供他们上学了。这些孩子自幼受到家长这种思想的影响，在学校学习成绩一般，不能名列前茅，自己也就没有进入仕途的信心了，也就自认天生不是靠耍笔杆子吃饭的材料，认命干庄稼活了。

听老人们讲，在清朝时农村没有学堂，只有私塾。而且也不是村村都有，许多世代务农的家庭，没有让孩子读书写字的要求，教书先生也就没有更多的市场。那时国家没有普及教育一说，私塾老师的工资，是学生家“摊”的，给钱给粮食都可以。富裕人家多给些，穷苦人家少给些。平时吃饭也是各家轮流吃，住宿就在学校里。一个村十几家、或者二三十家供养着一个老师，问题也不大。而且私塾先生的教学方法灵活，因人施教。没有明确的学期和年级区分，老师对学生只有作业没有考试，当然这些因人而布置的作业也等同于单独考试。农民家的孩子，可以在冬季或农闲时去念书，农忙时就下来在家干活。所以穷人家的小孩子，一般是男孩子都可以上一两年私塾，学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之类的初级文学知识，和背诵小六九、打珠算、丈量土地一类的数学知识，大概属于启蒙教育吧。再往上学什么四书五经之类的高深知识，准备考秀才、中举人的就少了，考进士中状元等就更不敢想了。一来是家里穷，只要能劳动了，就要去干活，没空念书。再有也是多数人智商低，高深知识学不进去，虽然私塾先生因人施教，但是如果完不成老师布置的背书、释义、写大字（毛笔字）、做文章的任务，也是要打板子（用戒尺打手掌）的。小孩子常由于不会背书怕挨打，也就不愿意再上学了。家长一见自家的孩子常挨打，就知道孩子不是读书的“材料”，走不通“学而优则仕”的“读书做官”之路，也就不再花费钱粮供孩子继续上私塾读书了。

当然，过去也有穷家的孩子智商高，小时候半农半读，成人后白天务农，晚上读书，靠学习成材的。据说中国古代社会，为了鼓励穷人家的孩子读书成才，也是有国家“助学金”的。穷人家的孩子考中“秀才”，就可以到县办的书院去读书，准备日后考取“举人”。穷秀才去书院读书了，家里没人种地了，县衙门每月给几两银子的生活补贴，可以一边读书一边养家糊口。穷秀才考上“举人”后，到省里的书院去读书，国家给的助学金更多了，同时也可以得到一些乡绅的赞助。如历史上的朱买臣、吕蒙正和戏曲里的陈世美等人，都是穷人家出身的。当然，穷人家的孩子想读书成才，除了天资聪明之外，还要有“头悬梁”、“锥刺股”、“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刻苦学习的精神。所以，古代社会那种穷家出身通过读书当官的人，是非常罕见的。

辛亥革命后，虽然有“拆了大庙改学堂”的举动，但那时国家办的小学校是很少的，还没有中学。经过“五四运动”“打到孔家店”，以后，私塾也少了。那时的老师是国家发工资的，学校是要收学费的，而且除去寒暑假、礼拜天、都要按时到校上课的。所以，穷人家的孩子还是去不了“学堂”读不起书的。

据《蓟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蓟县就把过去的渔阳书院改建成“两等小学堂”，设文学、数学、地理、历史和体操等课程。辛亥革命后，城里又陆续建立了兴隆庵、龙泉庵、白塔寺等初等小学，1928年城内的“两等小学”改称“县立第一完全小学”。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蓟县的国办小学越来越多了。在日伪时期的1941年10月，蓟县城里在“渔阳书院”旧址（现在的“蓟县一中”校区内），建立了“蓟县初级中学”，每年招一个初中班，学生42人。到1945年，招收四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也就是原来的初中三年级班升为高中一年级班，等于有了一个高中班。日本投降后，蓟县被共产党接管，1946年国民党占领蓟县城区后，蓟县中学撤离蓟县城，与玉田县、平谷县的中学合并为“联合中学”，进行打游击式的流动教学。1949年1月，平津战役后，联中分开，各自回到本县。蓟县中学回到县城旧址，改称“河北省立蓟县中学”，但只是有初中班，没有高中班。

解放后，国家号召男女儿童都要上学读书，而且学费也不多（我读小学时每学期一元钱学费），穷人的孩子也念的起书了，但是在本县只能念到初中毕业。解放初期，蓟县的初中毕业生还要到通县陆河中学去读高中（当时蓟县隶属河北省“通州专区”管辖，后来通州划归北京市管辖，蓟县改归河北省“天津专区”——后改称“廊坊专区”管辖）。

1955年“蓟县一中”才设立高中班，以后初中毕业生就在本县读高中了。

到1966年时，蓟县的学校分布情况是：一般的村里有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乡（后改为公社，全县38个公社）里有高级小学（五六年级），区里有初级中学（区后改为工委，那时全县分八个工委，只有城关工委片有“蓟县一中”和“敦庄子中学”两所初中学校，其他工委片各有一所初中学校），县里有两所高中（“蓟县一中”和“上仓中学”），一所中专（“杨津庄水电班”，不是国家办的，不包分配，类似现在的培训班）。天津专区（蓟县那时属河北省天津地区专员公署管辖）有廊坊师专（大专）、廊坊农机化学校（中专）、杨柳青卫生学校（中专）、杨村师范学校和蓟县师范学校（中专）。那时只有大城市里才有省办或者国家办的大学。不是特优秀的小学生，很难经过层层筛选，考进更高级学校的。我和堂弟孟凡荣读小学时，蓟县已经达到普及初级小学的程度，所有的学龄儿童都能报名上学。但是能考上高级小学的也就一半左右。到高小毕业升初中时，又要淘汰一大半，到考高中时淘汰的就更多了。1962年我考上初中一年级时，全班50个学生，后来通过留级降班，及有的升学无望的学生中途退学，到1965年我初中毕业时，全班还剩38个学生。我们这38个参加中考的学生中，只有八个人考上高中，三个人考上中专，一个人被选调上了海军学校。从我们西南隅和南关联合小学1960年毕业的三十多个同学来看，只有陈德光我们两个人初中毕业后升学了，通过上学由学校代表国家为学生分配工作的则只有我一个人，其他人全部被分批淘汰出局了。

从我们老孟家到蓟州后的情况看，“继”字辈的老哥仨在山东老家时念过私塾，能写字绘画，略有些文化，这也是作油漆彩绘工匠的工作需要。来到蓟州落脚谋生后，“广”字辈的和“昭”字辈的也念过私塾，有些文化，会写会算。当然，绘画和裱糊的手艺是祖传的，不是从私塾先生那里学的。

但是辛亥革命后，到了孟昭信的儿子这代，就供不起孩子全去学校念书了。因为清政府在洋务运动中废除科举考试之后，以四书五经为教学内容的，灵活办学，可以临时就读的私塾没有了，县城里的新式学校少，招收学生不多，收的学费较高，普通老百姓家的孩子上不起学。二来是新式学校上学很正规，上学的孩子只能专心上学，除了星期天、寒暑假之外，不能随便旷课。穷人家的孩子想农忙季节在家里干活，冬闲时候去念书的习惯行不通了。再有就是从清末洋务运动开始，传统的佛教、道教等寺院香火减少，无力维修寺庙雕梁画柱的油漆彩绘，孟家祖传的手艺无处施展，孟昭信改行了，开始置买土地维持生计，儿孙们都是种地的农民了。而农民种地对读书识字也没有迫切要求，所以，孟宪成（1909年出生）和孟宪增（1914年出生）都没读过书，十多岁就开始跟着大人下地干活。

1928年后，蓟县城里的小学校多了，城内的四个“隅”都建了小学校，收的学费也低一些了，招收的学生也多了。这时孟昭信的三子孟宪奎（1920年出生）和次女孟宪春（1925年出生）就在白塔寺初级小学上学了。孟昭信的孙子孟庆云（1925年出生）、孟庆华（1928年出生）、孟庆余（1933年出生）、孟庆宇（1938年出生），都在白塔寺小学念过几年书。这几个人中，只有孟宪奎学习成绩好，在蓟县城里读完高等小学，1935年又去北京读中学。孟庆云、孟庆华和孟庆余都是只念二三年，没到小学毕业就退学了。孟庆雨在白塔寺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高小才在家务农。

孟庆云等三兄弟未能小学毕业就不念了，按照当时的社会背景分析，原因有两方面：

一是天资不足，没有读书成才的信心。1928年后，孟昭信让自己的儿子孟宪奎、女儿孟宪春以及孙子孟庆云、孟庆华都去白塔寺小学上学，也是希望他们通过学习出人头地的，可惜女儿和孙子的学习成绩一般，看不到发展前途，才没有供他们到小学毕业。他们自己也是对学习没有信心了，才中途退学的。

二是家庭困难造成的，由于家里缺少男劳力，孟庆云、孟庆华、孟庆余都是很小就跟着大人干农活，对读书没有多大兴趣，所以才只念二三年就不上学了。

孟庆云和孟庆华自幼丧父，虽说在大家庭中，与母亲一起和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共同生活，但家境并不富裕，当然要帮着大人干些农活了。

孟庆余十三四岁失去母爱，父亲给人打工或下地干活，需要他在家做饭和照料弟弟，自然也就没有心思读书了。

孟庆宇是在1946年后才上学的，能读到小学毕业，是由于赶上好年代。可惜孟庆宇也缺少学习文化的天资，初级小学毕业后，没有考上高级小学。这也符合多数农家子弟的正常情况，因为天资聪明的学习尖子，成绩优秀出类拔萃的学生毕竟是很稀少的。

1948年之前，蓟县的国办小学虽说越来越多，但也不是每个村都有，乡下的许多小村里没有学校，农村里许多穷家的孩子都不能上学。像孟庆云孟庆华居住乡下的岳父、妻兄们都是因本村没有学校而没上过学的文盲，女孩子更不能上学读书了。

解放前蓟县许多老百姓家的姑娘、媳妇们都是大字不识的文盲。那时城里虽然上学方便，许多家庭也不让女孩子上学读书。因为那时期女人很少参加社会工作，绝大多数都是家庭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而家务劳动也是不需要读书识字的。那时女孩子从小就要学习针线活，俗称“女功”，同时还要学习洗衣做饭，这才是女孩子的“真本事”。女孩子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就要出嫁，到婆家如果不会做针线活，洗不干净衣服，做不好饭菜，是要被婆家和邻居们看不起的。至于你有没有文化，认识不认识字，则是无关紧要的。在这种社会背景下，老百姓家里的女孩子上学读书的就很少了。我母亲、二婶、姑姑都没有上过学。

总的看，在解放前，我们从山东老家迁徙到蓟县城内西南隅的三大家五代人中，只有孟昭信家的孟宪奎一个人在1935年考到北京上中学了，而且在参加抗战后，在军队中也成为军官，遗憾的是为国捐躯了，家里没有受益。孟昭瑞和孟昭凤两大家在解放前出生的儿孙中，连上高小读书的都没有，更没有通过上学读书的途径而脱离农村的，都是西南村的农民。

总的看那时期蓟县的文化人很少，如果能够有高小毕业或者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就可以在县城里找到一份脑力或半脑力劳动的工作，成为“做事的”职员了。当然，在战争或政治动乱年代，也有些没有文化的人通过参加战争或政治活动而当官的，可这是一种特殊现象，和通常的依照文化水平高低，进行社会分工择业是两码事。

解放前，我们老孟家的这种读书受教育的文化状况，正是中国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