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天高云淡，夏季的炎热只剩下一丝尾韵，正午的阳光虽然一如既往的热烈，却没有之前的灼热，早晨和傍晚更是凉风习习。这样舒服的天气，正适合出去游玩。

可惜，无论是学生党还是上班族，大家都被困在自己的角色里，日复一日地上演着同样的剧情。

开学第一天，冯杨就开始了熟悉的操作，先是框框一顿考，然后就着排名开始给底下的学生崽子们洗脑收心。

他站在讲台上唾沫横飞地强调：“初二，正是最关键的时候！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在这个阶段，你只要稍微跟不上，你后面就赶不上大家的进度了！”

这话说得，好像只要你稍微落后一点，就会赶不上逃离末日的诺亚方舟，你的人生从此就完蛋了一样。

事实上，根本不会。人生那么长，这条路走不通，那就换一条呗。宋晚木打了个哈欠，兴致缺缺地听着班主任的洗脑，有些百无聊赖地在纸上写写画画。

冯杨看着底下稀稀拉拉的应答声，以及这群小崽子们眼皮耷拉，双目无神的样子，就知道他们肯定是暑假里玩疯了。

这样下去可不行啊。

冯杨用他的铁掌在讲台上狠狠拍了几下，唤回学生们的注意力：“来！全体起立！跟我一起念：

“全力以赴！奋斗初二！”

“悬梁刺股！争分夺秒！”

学生们跟着冯杨喊了起来，巨大的喊话声打破了此刻的宁静，在整个走廊里面回荡。隔壁的班级似乎都被惊到了，隐隐约约传来一些骚动，过了一会儿，也不甘示弱地喊起了口号。

原本神情委靡的同学们一下子兴奋起来，像是被激发出什么奇怪的胜负欲，势必要盖过其他班的声音一样，一个个自发地扯着嗓子，重复喊起了口号。

“全力以赴！奋斗初二！”

“悬梁刺股！争分夺秒！”

大家越喊越兴奋，越喊越真情实意，脖子上更是青筋暴起。在这种热血沸腾的场面下，就算是条咸鱼，高低也得起来扑腾着学习个两三天，传销组织看了都得甘拜下风。

看着底下学生们斗志昂扬的样子，冯杨心里很满意，对嘛，这才是快进班学生应该有的学习态度嘛。

该说不说，冯杨还是很有洗脑功力在的，自从开学第一天喊完那些口号之后，班级里的同学好像一夜之间认识到了父母老师口中所谓的初二的关键性，一个个都埋头苦学起来。

课间短短的十分钟，除了去上厕所，其他时候屁股就像用胶水牢牢地粘在位子上一样，要么埋头刷题，要么默背英语单词、语文古诗，没有几个人再去走廊上聊天透气；还有一些自发地卷了起来，千方百计躲避课间操，就为了多学那二十分钟。

整个班级都笼罩在一种“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的竞争氛围中。

如果说学校里面是单纯的成绩排名竞争，那么，外面的就业市场、贸易交易就颇有些你死我活的残酷了。

报纸上连番报道米国的金融危机，普通人不懂什么金融不金融，次贷不次贷的，他们只知道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工作越来越不好找了，钱似乎越来越不值钱了，身边越来越多的人都下岗了，哦，现在不叫“下岗”，叫“失业”，或者好听一点，叫“待就业人群”。

吴燕华所在的工厂也在摇摇欲坠，这是一家专门做纺织品出口的工厂，从今年年初开始，出口量就大幅度下滑，原本三班倒开工的流水线，如今光白班50个人都嫌多。

厂里的女工们都是靠计件和夜班拿钱的，如今排班这么少，一天下来根本赚不到多少钱，她们都很慌，再这样下去，场子不会要倒了吧？

“厂子要倒了！”的小道消息越演越烈，一直躺在大办公室里的厂长坐不住了，不得不召集所有员工，在食堂开起员工大会，借此稳定军心：“想必大家也知道，今年的经济形势不是很好，出口量有所下滑，但我们厂是几十年的老厂，绝对不会那么轻易就倒下的！”

慷慨激昂地说了一堆以前的光荣历史，厂子又顺势卖起了惨：“实话说，现在也确实是厂子里的关键时刻，销量没有那么多，也就意味着不需要那么多的人来做活。”

底下穿着厂服的员工们顿时骚动起来，“什么意思？这是要我们走人吗？”“是不是要开始开人了呀？”

厂子伸出戴着金表的粗壮手臂，在空中比了个往下压的姿势，示意他们安静：“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是厂里重要的一份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希望大家能和厂里共进退，大家的岗位都会保留，宿舍也可以住，只不过我们现在确实不需要那么多人，没有排班的人就当放假休息一段时间吧。”

这个放假休息当然是没有薪水的，也就是所谓的停薪留职，即使按照法规，非因劳动者本人原因造成用人单位停工、停业的，且用人单位没有安排劳动者工作的，应当按照不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的70％支付劳动者基本生活费。

当然现在也没人会真的计较这个，大家都在为自己有一个工作岗位而感到庆幸，感到感恩，压根不敢去提其他要求。

一些头脑灵活的，已经在盘算着去给车间主任送点礼，让她给自己多排点班了。

多可笑啊，还要给别人送礼让她给自己多安排一点活，这就跟花十万块买一个工作岗位一样，让人匪夷所思。

吴燕华迈着沉重的步伐，和小姐妹们回到了宿舍。作为一个才入职不到两年的新人，排班自然是轮不到她的，那些老人们都不够分呢！唉，接下来自己能干什么呢？回乡下还是再去找找有没有其他临时工可以做？

相比之下，作为办公室白领的王海琳，处境看上去似乎要好上那么一点，好歹也是坐办公室的，自然不会像工厂那样简单粗暴地停薪，她们只会在HR的沟通下，“主动”“自愿”提出降薪30%，来和厂子共同度过这个关键时刻。

明面上，小办公室里的人都被人事主管樊美萍约谈了这个月起要降低30%，但她们一个是老板的三表妹，一个是老板的远房亲戚，总之都跟老板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还不是左手倒右手的事儿？

樊美萍还一脸“你别告诉其他人哦”的关怀模样，拉着王海琳推心置腹：“海琳啊，本来大家都要降30%的，我觉得你工作认真负责，所以给你特别申请，只降100块！你放心，这只是暂时的，等之后厂里情况好起来了，我立刻帮你申请加薪！像你这么勤劳能干的小姑娘可不多见了！”

要不是之前就被宋晚木科普过“最低工资支付标准”的概念，王海琳说不定还真会傻乎乎地觉得樊美萍是个大好人，感激涕零地吃下这个大饼，继续做牛做马，和厂里共进退。

她戴起感激涕零的面具，内心发狠：再熬一段时间，最迟明年，我一定要考上大专！和这群人说再也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