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这里真的是阴庙啊，我们从一开始就没有猜错！”崔明丽深吸了口气。

崔明伏倒是摇了摇头，“草，在这里镇场子的可是牛人张献忠啊，你想想看，他生前可就是枭雄，到死后仍旧是鬼王一般的存在，有这么一牛人在，我看这里早都已经是‘大凶之地’了啊！”

我和崔明丽对视了一眼，即使不说，我们两个人的心里面也仍旧心知肚明，崔明伏这家伙明显地就是在打退堂鼓呢。别的不说，这句话就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那意思就是让我们不要再朝着这庙门当中再踏进一步。

“喂，老崔，你这样子很没意思啊，因为你次次都是这么回事儿，总是到了关键的时刻都畏首畏尾的，我们是来救人地，并且这危险咱们是一开始的时候，就遇见了的，可即使是那样子的话，我们还是答应了妮妮啊，你现在又是为什么呢？你这样子，让我很鄙视你……”我冲着崔明伏，做出了一个“鄙视”的动作。

“擦……”崔明伏冲着我咒骂了一句，“你有没有搞错啊小子，我这本来就是为了你们好，你们两个都是愣头青，现在到了这枭雄的地界儿，人家吐口痰就可以把咱们给淹了，你可倒好，你还站在这里，大言不惭地说自己有多牛逼吗？”

崔明伏的话刚刚说完，崔明丽便白了他两眼，“行了，哥，这话您能咽回去吗？我们两个已经强烈的表示我们再也不想听这句话了。”

说完之后，崔明丽又拉着我往前走着，崔明伏却仿若一个门神似的站在了门口，虎视眈眈地在看着我们，那模样几乎可以把我们整个儿都给吃了去。

他经常性地用这种方法来瞪着我们，但是我们却早都已经把他当做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纸老虎，对于他的话自然也是不予理睬。

我们两个走进了这座庙宇当中，但让我们惊奇地是，这是一座竟然敬奉的是一对身着官装的男女石雕像，雕像男左女右，显现威严端庄的坐立形态。其左边为一怒目圆睁的武将，右边中间端立的是一位文官，文官左为一夜叉，右为一侍女。从其着装上推测，应属于宋、明年代服饰。

明装与唐装相比，在于衣裙比例的明显倒置，由上衣短下裳长，逐渐拉长上装，缩短露裙的长度。衣领也从宋代的对领蜕变成以圆领为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体现着时代的进步。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身长三尺，露裙二、三寸。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女衫长二尺八寸，袖子宽一尺二寸，外护袖镶锦绣，冬季镶貂狐皮。

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裙褶十分盛行，有细密褶纹，也有大褶纹。褶纹装饰十分讲究。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取名”百褶裙”，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玉裙”。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长五尺七寸，服用时绕过脖颈，披挂在胸前，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因此越发显得高贵。

明代士人服饰 明代圆领大袖衫为儒士所穿的服饰，与其他官吏一样，都有详细的制度。如“生员 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条软巾垂带。凡举人监者，不变所服。”这是从江苏扬州明墓出土的一套士人服饰。在当时被称为“直裰”，或称“直身”。

明代官吏朝服与公服戴幞头、穿织金蟒袍的官吏。明代文武官员服饰主要有朝服、祭服、公服、常服、赐服等。蟒袍是一种皇帝的赐服，穿蟒袍要戴玉带。

蟒袍与皇帝所穿的龙衮服相似，本不在官服之列，而是明朝内使监宦官、宰辅蒙恩特赏的赐服。获得这类赐服被认为是极大的荣宠。

张献忠称帝后，立即与道教供奉的梓潼帝君张亚子联宗，说自己是张亚子的后代，借以抬高身份。张亚子是东晋人，曾长期居住七曲山，晓诗书，精医术，为贫苦乡民诊病施药，排忧解难，敬老爱幼，扶危济困，深受百姓爱戴，死后百姓建此庙以纪念。

唐代封为英显王，元代称为文昌帝君。明清全国各地建文昌祠，因为文昌帝君发祥于梓潼，故又称梓潼帝君。崇祯年间，张献忠几次率师过梓潼，听说了张亚子的故事后就表示，倘若我打了胜仗，当为文昌帝君重修庙宇。张献忠占领成都后，立即发银五万两，役夫数千，兴修大庙，金碧辉煌，题为“天圣神祠”。张献忠亲自题诗：“一线羊肠游天堂，此处万世永无忧；神来仙来仙是神，世世流传与天休。”

又一首曰：“高山有青松，黄花生谷中；一旦冰雹下，黄花不如松。”堪称典型的歪诗。同时，张献忠追奉文昌帝为太祖高皇帝，以文昌庙为张献忠家庙。

成都城开始大兴土木，蜀王府里进行大规模装修改建，做为新朝的王宫。任命了左右丞相，六部尚书。又将义子四人加将军衔，封第一子为平东将军，令率马兵征服山东、辽东、高丽、东洋诸国；封第二子为服南将军，征讨南省及暹罗、东京、西贰、南洋、斐利该等地；封第三子为定北将军，征伐北省诸地及内蒙古等；封第四子为安西将军招抚西藏、青海、新疆、外蒙各地。张献忠新衣新帽，端坐殿中，文武百官，叩拜如仪。献忠抚髯大笑：“起来吧，龟孙们，弄得还挺个样哩！”

与大兴土木相配合，张献忠从抢来的女人中挑了300个，作为妃子，养在后宫。又阉了一批孩子当太监。仪式举行完了，接下来做些什么呢？毕竟开国了，大家该当皇上的当了皇上，该当大官的当了大官，那么就不能再像以前做“流寇”时一样，四处烧杀抢掠一下完事了。如何治理呢？

张献忠果然改弦易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强调军纪。正如各种资料所反映的，张献忠建立大西国之初，军纪确实相当严明，除了抵抗者之外，并不滥杀无辜。因此，各地秩序很快得到平定，生产生活开始恢复，大西国开国之初，呈现一片兴旺景象。这一段是张献忠入蜀后军民相处最融洽的时期。

张献忠当然明白他的统治基础十分薄弱。可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偏偏只是历代专制统治者用过的无数统治术中最恶劣的三个办法：一是警察管制；二是暴力镇压；三是特务统治。张献忠信奉暴力。他所取得的一切都是使用暴力的结果。张献忠部从不像李自成部那样注重宣传、注重策略，软硬两手一起抓。他们一味迷信自己超群的战斗力。他们迷信“只要有刀枪，没有办不成的事。”

张献忠面临的第二个严重问题是吃饭问题。过去，张献忠部不存在这个问题。他们一贯是“因粮于敌”，“饥则聚掠，饱则弃余，已因之粮，不知稼穑，地生之利，未问屯种”。虽然建立了大西政权，自称建国，然而，张献忠在国家经济管理中的措施却乏善可陈。最初他依靠没收官府和贵族的财产来支持财政，然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不久这些钱就花光了。

于是他的经济措施就剩下了“打粮”。所谓打粮，一言以蔽之，就是“抢”，放纵士兵在“国家”之内强抢。张献忠的兵马没有进行过政治训练，在过去他们没有区别过地主和农民，进了四川他们当然也不会专抢敌人，而是见粮就抢，见猪就杀，见人就绑，绑起来用火烘烤，逼他们供出所知的藏粮地点。见到路上行人端着一碗米，也“杀而夺之”。

张兵的名声本来就不好，张献忠入川之后，兵锋所过，大部分四川的农民都逃入山里，大片土地撂荒。剩下的农民在大西军打粮队横行之时，进行经济生产没有任何意义，“民遂不耕”，田地大片荒芜，百姓益发大量逃亡。

张献忠的第三个问题是军事优势的丧失。在明末诸雄中，张献忠部能脱颖而出，横行天下，据地开国，最重要的因素是张献忠出神入化的游击战术。在张军中，骑兵和步兵的比例是“马七步三”，主力部队“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介马有付，去来如风，一日夜踔数百里”。每到一处，在缴获战利品队最重骡马，其他均不在意。

“可就算这里是供奉张献忠的，这里又是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会有这么个地方呢？”崔明伏的话在屋子里面响起，把我们几个给惊得一个趔趄，并且猛地抬起了头来。

“擦，你不是说你不来吗？”崔明伏大吼了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