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是一个很不符合中国人思维的西方国家。

他的主要执政党，瑞典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修正的马克思主义党派，在1932年到2006年的74年的时间里，只有不到10年的时间失去执政地位。而在06年之后的10年里，社会民主党虽然略显势微，但它还是在2014年重回执政席，与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和左翼党进行组阁。

这其中，左翼党在86年以前还叫瑞典共产党。

所以，瑞典的高福利社会和集体主义，并不是无中生有出现的特别产物。

在面对pcR和dNA鉴定，以及隐私权保护的问题的时候，瑞典人也比美国人要洒脱的多。

舍伍德局长几乎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率先决定在斯德哥尔摩的监狱系统内，收录所有人的dNA信息。

这样的政策，如果落在美国，必然掀起轩然大波，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执政理念，放在瑞典是妥妥的右派，但在左派执政的瑞典人看来，为了集体利益而丧失些许的隐私，却是可以接受的。

同样用政党来举例的话，2006年的瑞典，就升起了一只新兴政党“海盗党”，他们的执政理念是——网络自由下载，废除知识产权！

听起来是很简单而无稽的政治诉求——卖Ip的公司听说了可能得吓出半碗胆汁来——然而，现实是海盗党一度扩延到了40多个国家，差点在冰岛执政。为什么冰岛会庇护斯诺登，就是因为有冰岛议会第三大党的党纲的支持。

这样的北欧，这样的瑞典，自然是很不西方的，他们会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也就相对容易理解了。

就此点来说，要瑞典科学家颁发诺贝尔奖给中国人，也并没有思维上的禁锢。

尤其是在苏联日益衰落，中国与西方各国眉来眼去的80年代，让一群瑞典科学家围起来讨论国家问题的话，美国的受讨厌程度是一定高于中国的。

而在瑞典媒体的口中，来自中国的杨锐，提出的极具集体主义的“pcR”实验室，也激起了普罗大众的兴致。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多家媒体都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

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支持筹建“pcR”实验室的。

舍伍德的反应极快，第一时间就邀请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几名教授，进行商讨，之后，自然而然的邀请了杨锐。

站在酒店的穿衣镜前，杨锐深深的吸一口气，看着镜子，对后面的景语兰笑道：“终于等到这个时刻了。”

“穿漂亮衣服吗？”景语兰星星眼的看着杨锐，开着玩笑。

杨锐笑出了声，道：“是见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者，瑞典本土的研究员，得让他们知道一下马王爷有几只眼啊。”

景语兰问：“诺贝尔生物学奖不是卡瑟琳医学院在评选吗？”

“在一个城市里的高端学者，互相之间很容易就认识了，再说，诺贝尔化学奖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关系还很密切。”杨锐说着啧啧一声，道：“卡瑟琳医学院都被你记住了。”

“也没有多难记嘛。”景语兰嗔道：“我以前在学校里，大家都夸我记性好呢。我最多的时候，一天背了五百多个单词。”

看她的表情，就差喊“夸我夸我”了。

杨锐就笑了起来，回身搂住景语兰的腰，问：“五百个单词怎么背得下来？”

“有特别的背单词的方法的，五百个单词第一天只能做短时记忆，之后还要继续巩固……唔……”

杨锐忍不住吻了上去，就让景语兰再也说不出话来。

在阳光明媚的清晨，有晶莹的汗水，不停的滴落。

重新穿上衣服，杨锐将揉的皱巴巴的衬衫换了件新的，再道：“我可能回来的比较晚，你自己吃饭吧，注意安全。”

“我知道了。”景语兰浴室里冲着水，突然“哎呀”了一声。

杨锐一惊，连忙跑过去：“怎么了？摔倒了吗？”

“有印记了，不能穿新买的衣服了。”景语兰指着锁骨上方的吻痕，很是幽怨。

杨锐盯着锁骨下方看了片刻，悄然关上了卫生间的门。

“你没有新衬衫了！”景语兰惊叫一声。

杨锐用手帮她托着沉重的负担，含混不清的道：“一会叫酒店送上来。”

“不要……”

“反正已经穿不上那件衣服了……”

……

周英耀在酒店大堂乖乖的坐着，时不时的看看表，却不敢打电话催促。

好容易在最后时限前看到杨锐，周英耀连忙站起来，笑容满面的道：“杨主任来了，我现在叫车过来。”

他说着跑出前门，喊王阔将车开过来。

王阔根本就没有把车熄火，一摆方向盘就上了坡道，稳稳的停在了门口，然后小跑着下车，把车门给拉开了。

杨锐笑着道了谢，上了车，再道：“路也不远，我打车其实也行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来的人，应该都懂英语的。”

“那怎么行，您一个人去多不方便，连个跑腿的都没有。”周英耀说的相当谦卑，这些天，他可是见到了杨锐的威势，pcR解决的马尔勒案，几乎让杨锐登上了所有的报刊杂志。这些瑞典媒体，或者介绍马尔勒案，或者介绍pcR，或者介绍杨锐，或者就瞎编故事，总而言之，曝光率是高的飞起，就连中国大使馆，这段时间收到的信件和电话，都是以前的好多倍。

周英耀太知道媒体的力量了，尤其是国外媒体的力量，对于任何一名中国人来说，那都是能带来质变的辐射。

周英耀甚至一度为杨锐而遗憾，他要是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凭着这股子风，说不定都有资格做中国驻瑞典大使，直接正厅级起步。

当然，周英耀知道这只是一种遐想，而且，随着他对pcR的了解增多，他也觉得，让杨锐来瑞典当大使，根本就是浪费。

这种复杂的情绪，让周英耀面对杨锐，就像是面对领导人一样。

“今天不知道具体情况，如果要探讨pcR实验室的建设的话，估计会回来的很晚，你们就不要等我了。”杨锐开口说话，周英耀立即聚精会神起来。

“您放心做您的事，我们就在外面等着，多晚都行。”周英耀笑笑，又道：“现在的瑞典治安不能说太好，还是有备无患为妙。”

杨锐迟疑了一下，点头同意了。

从社会安宁的角度来说，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和1986年2月以后的瑞典是两个国家。

1986年2月以前的瑞典，首相出门都是不带警卫的，帕尔梅每天上下班，或者晚饭后遛弯，身边都不要带保镖。帕尔梅与妻子去市中心里逛街、吃饭，都与平常人一样，自己开车，自己走路，并不要任何人的陪同。

瑞典人对此也习以为常，他们认为瑞典是极安全的国家，并以之嘲讽美国。

直到一声枪响，帕尔梅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条平静的街道上被人枪杀。

瑞典人失落之级的描述那个瞬间：“首相被杀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一个单纯的，圣洁的国家……‘田园诗般的理想国’，突然就被抛进了如此严酷的现实中去了。”

在杨锐看来，这或许也是dNA鉴定在瑞典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支持的原因之一。

整个80年代，由于大量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深刻的改变着瑞典，首先改变的就是它的治安状况，大幅度提升的犯罪率，令这个只有900万人的国家焦躁不安。

pcR实验室，不啻于一个美妙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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