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被点名的医务科科长一愣，继而回答说：“经院方内部程序调查，并没有发现医生、护士在对崔业伟进行治疗的过程中有什么违规行为，应该说崔业伟的不幸过世，根本原因是他伤情过重，所以医院只能给一定数额的补偿。当然，如果您认为医院有过错，也可以申请鉴定。”

医务科长的回答听起来一点毛病都没有。如今医患关系紧张，与其说是医生群体和患者群体中个别害群之马作祟，不如说是医生和患者对医学科学的理解不一样，患者把医生当神仙，认为送进医院就应当救好病，医生却知道现代医学远没有发展到任何伤病都能治愈的程度。基于这样的理解分歧，医生认为自己尽力了，患者认为医生是草菅人命。

所以，这样的回答不可能令崔妻满意，她迅速从气势凌人的理性询问者化身为无理取闹的乡间泼妇，这和她极找律师又四处上告的方式非常像，当理智手段达不到目的，她就会“乱咬人”，各种咒骂的词汇喷涌而出，语调尖锐、语速极快，还带着浓浓的乡音，那声音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回荡，相当刺耳难听，好几个人都皱起了眉，却没人敢真正阻止她，这个时候谁招惹了崔妻，谁就成了她发泄不满的炮灰。

直到崔妻自己喊的累了，坐回到椅子上，医务科科长才再次开口，详细描述了整个治疗经过，医疗术语听起来云山雾罩，不过大家也都听明白医院的意思——崔业伟伤情严重，几经抢救，最终无效，以致死亡。

还没等陈浩说句话，崔妻就已经喊叫了起来，“我男人还喘着气呢，你们就惦记上他的心肝肺，到底哪个大官下的红头文件，你们才不治他了？”崔妻恨不得坐在地上哭嚎，丈夫是家里的顶梁柱，是唯一的经济来源，他走了，自己怎么办？不，她不能被医生蒙骗，一定是个大官相中了丈夫的器官，否则丈夫身体那么好怎么可能撞一下就死了？

器官移植在现实中确实有时机上的困扰。医方在确定患者医治无效后，通常会有专人确认患者是否是器官捐赠的志愿者，或者直接联络患者家属询问是否有器官捐赠的意向。此时此刻的患者家属通常陷在家人医治无效的痛苦之中，很难客观回应医生的询问，臭骂医生一顿都算轻的，把医生当做贩卖器官的二道贩子的不计其数，做出阴谋论推断的亦不在少数。

医生肯定不会强迫器官捐赠，但不得不说在患者家属痛苦不已的时刻去谈这件事本身就是个错误。可器官移植时效性很短，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等患者家属走出痛苦的阴影，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一边是苦苦等待器官的病人，一边是承受亲人过世痛苦的家属，医生的本能选择是救治能救治的，而且不管医生多么小心翼翼地说话，也很难令患者家属在这么短时间内，心平气和地接受家人“死无全尸”的结果。有些观念，一时半会不可能改变。

再理智的人在那一刻也是有权利选择不理智的，所以在场人都很理解崔妻即刻的反应，可是如今崔业伟已经去世好几天，崔妻采取了诸如聘请律师、上访闹事的方式主张权益，悲伤早就退到一旁，更多的应该是理性考虑——我，能够在这起事件中获得多少利益？这不是说崔妻冷血，而是说她角色转变得快，或许也只有崔妻这样的人——经历贫穷、苦难、围剿、不堪——才能在迅速抽离悲恸的患者家属人设，而成为一名逐利者。这样不是不好，道德上、法律上都无从谴责，身处事外的人参不透她其实是在平衡了赡养老人、抚养子女种种现实因素后中做出了客观上的最优选择，而总是会把目光摆在上帝的角色里，居高临下地，鄙夷地，注视着。

科长解释了器官移植的有关规定后，又说：“器官捐赠是以自愿为前提的，家属不同意，我们既没有强迫，也没有道德绑架。”

当时，院方希望捐赠器官的话还未出口，那位医生的脸上就被挠上了三道血痕，崔妻几乎是嚎叫着扑了上去，这架势，谁也不敢再多说一句。

很久没说话的陈浩一边翻看病历，一边思考着问：“医院购买了医疗责任保险？”

科长转过头看着一直没说话的谢敏和安奕鸣，安奕鸣一愣之下回答道：“对，在我公司投保，限额不高。”

医疗责任险实际上就是在出现医疗纠纷的时候，如果院方或者医生因医疗责任发生经济赔偿或法律费用，保险公司将依照事先约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一种保险。虽说这保险能够分散医院或医生的责任，但并不是所有医疗机构和从业人员都会购买，当然，某方面是因为普及率确实不算高，不过更大的原因还是观念——买了这份保险就是默认水平不够，有可能出现医疗过错似的。这很类似于律师责任险。

崔妻斜着眼看安奕鸣，眼神从迷蒙，思索，到恍然大悟，“你是高律师的同事？”

安奕鸣没想到她能认出自己来，一瞬间有些尴尬，并没有接话，又说：“保险公司承担责任的前提是院方有过错，所以我公司的意见是由专业机构对此次医疗行为进行鉴定。”

谢敏和安奕鸣是以安海保险公司法律顾问的身份参加今天的协调会，身份上有些别扭，毕竟不管是作为交通事故肇事车辆保险承保公司还是医疗纠纷中医疗责任保险的承保公司，都不是所涉事件的直接当事人，既不能就责任发表过多意见，也不能和稀泥似的赔钱了事。

谢敏也悠悠说着，“据我公司了解，崔业伟方还欠着医院一大笔医疗费，不知道这笔钱院方是什么想法。”

几乎成为常例，每一起医疗纠纷事件后都伴随着一起欠付医疗费事件，科长苦笑着说：“可以一并处理嘛，多退少补而已。”

陈浩递了个眼色给助手，他立刻抽出一叠纸分发给大家，“解释的话说再多也没用，落脚点还是赔偿金额，这是我大概核算的损失数额，包括交通事故和医疗纠纷，约莫是200多万，不过，既然都有诚意协商解决，数额上我们可以让步。”

安奕鸣咋舌，不是因为这个在普通侵权案件中算是天价的赔偿总数，而是陈浩的计算方式。陈浩将交通事故和医疗纠纷当做完全独立的两起案件，分别计算，而后相加，本来崔业伟上有老下有小，赔偿金额就不少，这样的计算方式无端使得数额翻了个倍，更令人瞠目结舌，还有这种操作？这不是专业律师的行为方式，给当事人过高的心理期待，就要面对最终裁决结果公布后的反噬。

安奕鸣不知道是陈浩刻意为之，还是真的拎不清共同侵权，凑到谢敏的耳边，嘀咕一句，“老太，他怎么比我还学渣？”

谢敏挖了安奕鸣一眼，这是什么场合，哪由得他胡说八道？

协调会，更多的是为了安抚崔妻的情绪，医调委并未派调解员到场，在场的能看得懂这份清单中门道的也就只有几位法大出身的律师了。

“毛律师，你什么意见？”谢敏问毛晓鸥

气氛在谢敏这一问后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似乎不是一起现实案件的谈判现场，而是法大的课堂讨论。

毛晓鸥干脆利落，铿锵有力，“两个原则，第一尊重交警队和医学会做出的权威认定，第二车辆购买交强险、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是100万，足够赔偿死者的合理损失。”毛晓鸥话外的意思是，魏品月认可事故中次要责任的认定，但因为上了保险，民事赔偿就与魏品月无关。

毛晓鸥的笃定也是来自于这份次要责任的事故认定书，按照法律规定，造成一人死亡后果的事故中，只有肇事方承担事故主要及全部责任的情况下，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交警队已经查明魏品月不存在蓄意伤人的可能，就是说她离被追究刑事责任还差着“同等”、“主要”两个档呢。

于是焦点又再次落回到谢敏和安奕鸣身上。

安奕鸣迎着陈浩的目光，一字一顿地说了四个字，“多因一果。”交通事故是因、医疗行为是因，崔业伟死亡是果。

谢敏一脸的讳莫如深，这个场合，她不能真像是在课堂上，批评陈浩什么人命只有一次机会你不应该重复计算赔偿款，这样的话若是说出了口，就会把矛盾引到保险公司身上，于是她微微一笑，说：“事发到现在不过几天时间，确定损失数额为时尚早，我的意见是先确定责任。”

都是太极高手，这球又被踢回到了交警队和医调委的身上，陈正耸了耸肩，无所谓地说：“当事人申请复议，需要时间重新调查事故事实、分析成因、确定责任。”他也确实不明白，既然事故责任最终结论未出，何必在这个不明不白不清不楚的时候谈判呢？其实他真是错了，只有存在不确定因素才有谈判可能，当赔偿就变成一道数学题，就没有了可谈之处了。

副主任看了看表，挪动了下屁股，应该是累了，尝试着总结陈词，“这件事呢，我们也是接到了市长热线的投诉单才了解到的，按照一般程序来讲呢，院方和患方都有权利申请医疗鉴定来确定责任，如果双方愿意，即便不鉴定，医调委也可以主持调解，如果双方不愿意，还可以到法院诉讼。但是呢，这个医疗纠纷的诉讼周期很长，一次鉴定两次鉴定的都有，上诉、再审的也不少见，所以呢，我还是希望你们能够心平气和地谈一谈，拿出诚意来嘛……”

安奕鸣打了个哈欠，陈浩也跟着打了个哈欠，然后陈正也忍不住打了个哈欠，毛晓鸥顾忌着女神的形象，低头掩嘴偷偷打了个哈欠。

“我的想法是，如果你们意见差距不大，医调委可以居中调和，但是现在患方要二多万，院方虽然没说具体的意见，但是也表明了立场，只肯给一定的补偿，这个补偿，恐怕难以满足两百万的要求啊，你们还是要了解自己的优势和劣势，不要只看到别人的错，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