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马运判书

作者：【宋】王安石

运判阁下：比奉书，即蒙宠答，以感以怍。且承访以所闻，何阁下逮下之周也！尝以谓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与[1]？在阁下之明，宜已尽知，当患不得为耳。不得为，则尚何赖于不肖者之言耶？

今岁东南饥馑如此，汴水[2]又绝，其经画固劳心。私窃度之，京师兵食宜窘，薪刍百谷之价亦必踊。以谓宜料畿兵之驽怯者就食诸郡，可以舒漕挽[3]之急。古人论天下之兵，以为犹人之血脉，不及则枯，聚则疽[4]，分使就食，亦血脉流通之势也。倘可上闻行之否？

注释：

[1]与：同“欤”，句末语气词。[2]汴水：此指古汴水，自河南开封流经徐州，汇入泗水，南达江淮。[3]漕挽：漕，水运；挽，挽车，指陆上运输。[4]疽：一种毒疮。此指血脉凝聚、不流通。

赏析：

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王安石调任鄞县（今为浙江宁波市鄞州区）知县。这里山峦起伏，跨江负海而沟渠相通，然因长年失修，渠川淤塞，以致农业生产下降，人民生活相当贫困。王安石到任后亲自下乡巡视，了解到农民为旱灾所苦时，随即组织当地百姓，兴修川渠，“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兴学校，严保伍，邑人便之”（邵伯温《闻见录》卷十一）。他在鄞县独掌政务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后来推行新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这封给马运判的复信中，更显露出他的政治才能和理财的卓识。

这封信的内容虽分为二个层次，但聚焦点是议论国家的财政经济。北宋自“庆历新政”失败以来，社会危机日益加深，国家财力渐趋困穷。一些有识之士迫切要求革除积弊，改变积贫积弱的形势。王安石正是适应这种时代改革的潮流，提出了自己的理财方针。他认为“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这里所说“资之天地”，就是从天地自然界索取丰富的生活资料，也就是与人们的社会生产相结合。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天下百姓才能增加收入，国家赋税才能得到富足。这种把国家财政收入与发展社会生产紧密联系的观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当时财政措施的主要弊端，不仅在于开支用度没有节制，而根本症结所在是没有通过发展生产来开辟财源，只靠加重赋税来搜括民脂民膏。对此王安石运用一个巧妙的比喻进行辛辣的讽刺。他指出这种作法就好像一个人关起门来，与自己的儿子做买卖，外面的财富进不来，即使把儿子的钱财都赚过来，全家的财富也没有增加，并不算富足。用喻新巧，使抽象的道理变得生动具体，又小中见大而富有说服力。

信中第二层意思是从当时（指庆历七年）东南地区大旱，饥荒严重，而汴水又干枯的情景说起，提出把聚集京城的老弱士兵分散到各地供养，好像人体的血脉流通一样。这个比喻虽然简单，但却是十分贴切的。

王安石书札文的一大特色，就是长于说理，语言简练精当。从他这封阐述理财之道的信中可窥见其识度高远。虽然这些书札的感情色彩并不浓烈，但此信因事说理，由感性升华为理性，而叙事与议论相结合，并运用巧妙的比喻，故读来不觉枯燥，确有引人入胜的地方。